《深圳商报》访谈：一直想写小说，却成了评小说的人

（刊于2014年12月28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采访记者：卢羽华，链接）

《文化广场》：你的书评“干货”很多，常常不只是针对一本书的评述，而是旁征博引，让人感觉你阅读量十分惊人。《刻小说的人》中提到的每本书，你自己都读过吗？

比目鱼：这本书里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文章是针对一本书的书评，这些书我都从头到尾读过至少一遍。还有些文章是介绍作家的，其中必然提到作家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我不可能完全读过，但每一个我重点介绍和专门分析的作家，他/她的代表作我读过至少一部。

《文化广场》：还记得第一部让你觉得必须要为它写一篇书评的小说是哪部吗？有没有哪部小说会让你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写评论，太好或太差均可。

比目鱼：我查了一下自己的博客，第一篇谈论小说的书评写的是《爱因斯坦的梦》，那是一本很薄的小说，风格类似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文字同样非常迷人，内容写的是时间的可能性。坦率地讲，平时阅读的大部分小说在我读了之后都不会激起写书评的欲望，这些小说当然都不是非常精彩，但它们也未必写得很差，我想这些小说共同的特点可能就是平庸。

《文化广场》：你这本书里介绍的大部分是外国小说，有的目前还没出中译本。读英文原版和读中译本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比目鱼：对于原作是英文的外国小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一般会选择读原版，因为原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著”。但是读中译本也有意义。一位出色的文学小说译者，他/她的文字素质应该和作家相当。把一本小说的原著和中译本对照着读，你往往能从译者那里学到中文写作技巧。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我个人觉得好译者和差译者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外文水平的差别，而是中文水平的差异。很多读者在评价一本书的翻译质量时把重点放在译文的对错和准确程度上，这些固然重要，但是译者的文笔也非常重要。一个译本出现一两处误译可能只影响这一两处的阅读，可是如果译者的中文很烂，即使没有任何翻译错误，结果也可能是整本书都没法让人读进去。

《文化广场》：理工男的身份对写书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个案类的，例如更容易理解品钦那一类“技术流”小说；抑或是普遍地能从阅读中抓到一般小说读者所不太关注的点？

比目鱼：理工科背景对我写书评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如果非要找的话，大概也有一些，比如写评论时措辞会尽量严谨。我很少会写“凡是……都……”、“只要……就……”等等这种很绝对的句子，在修改文章的时候经常加上“大概”、“也许”、“差不多”这种给自己留出余地的词儿，总之会有意识地让自己的文章读起来比较严谨。

《文化广场》：那么，作为书评人，你认为是否存在着较为普适的鉴别“好”小说的标准？

比目鱼：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普适标准，至少我自己总结不出来。虽然有很多大家都接受的标准，但很多情况下这些标准很难准确掌握。比如一部“结构严谨”的小说很可能是在使用故事俗套；一位“真诚”的作者写出的小说很可能毫无文采；一篇“文字优美”的小说可能充满陈词滥调。所以给小说制定标准几乎是一件徒劳的事。但是不同的人评价小说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比较重视一部小说是否有创新和突破。在我眼里，一部存在瑕疵但明显有所创新的小说绝对好过一部没什么毛病、但处处循规蹈矩的平庸之作。

《文化广场》：可否透露你的小说进展如何？一直写不出的原因何在？

比目鱼：我本人有写小说的志向、欲望、计划、热情、条件、时间和场地，甚至也不难找到发表和出版的途径，可是就是一直写不出来。这件事的原因何在？假如我能找到真正的原因，我可能早就已经把小说写出来了。

《文化广场》：通过《刻小说的人》，可以发现你的阅读趣味。这种阅读趣味有明确的建立过程么？当你确立了这种阅读趣味之后，你是有意识地寻找符合标准的小说；还是依然泛泛而读，寻求不期而遇的满足感？

比目鱼：我读小说的趣味主要集中于实验文学或者具有强烈特色和创新的小说。这种趣味在我最早对小说感兴趣（大概是初中）时就成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读小说的动力不是寻找共鸣，也不是为了获得心灵抚慰，而是为了发现超越现实世界的其他的奇妙世界。那时我读了很多当代中国“先锋文学”作品，最大的发现大概就是：一位作家不仅仅可以通过故事情节，而且也可以通过对语言、叙事结构的操控在制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发现了文学超越于故事的地方，也让我对文学技巧方面的东西很着迷。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我来讲，发现一位好作家就是发现一个新世界。但这种发现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在读书上基本随缘，并没有经常有意地去努力搜寻。

《文化广场》：对你而言，阅读、写书评、写小说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比目鱼：我是一个一直想要写小说的人，在写不出来的情况下一直不断地想要靠阅读来武装自己和获得灵感，但是灵感一直没来，而书评约稿信一直不断地来，于是我就一直不断地在写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