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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就可以写出好书评吗?

(这是一篇近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的采访,原文如下:)

前不久,盛大文学宣布,将投入百万元创建一个百人的“白金书评人”群体,并称还将搭建中国网络评价体系。对此,有评论认为,网络文学已发展出丰富门类,出现针对网络文学的书评是迟早之事;也有评论认为,在接受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如何保证书评人的公信力,还需观望。

为此,我们邀请到比目鱼———“读写人”网站的创始人,来谈谈书评人的公信力,以及好书评所具备的特点。“读写人”一直呈现的,正是国内一批活跃书评人的作品。来看看以独立身份推荐书评的比目鱼,对书评人的观点。

此次盛大文学以百万资金打造书评人,针对的评论对象是与其相关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书评,在你看来有区别吗?

在今天,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并不是特别容易界定。比如这个月初,《纽约客》杂志发了一篇女作家詹妮弗·伊根的短篇小说,首发不是在杂志上,而是在推特网上。这篇小说是“纯文学”的,但也应该算是网络文学。

区分网络文学和针对传统文学的书评并不特别容易,但我觉得书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类:一类是“大众书评”,比如豆瓣网,每个读者都可以对一本书打分、评论;另一类大概可以姑且称为“专家书评”,例如书评杂志上看到的那些,都是编辑找较为“专业”的书评人写的(当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专业是另一回事)。“大众书评”作为整体考察,可以反映一本书的平均受欢迎程度:“专家”书评的意义,则更多在于引导读者的阅读,以及提供知识和启发。

有资金支持,就可以写出好书评吗?

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没有因果关系,一个水平很差的书评人,给他再高的稿费,也未必能提高他的写作水平。但是资金支持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写书评,也有可能让优秀的书评人写出更多的书评。写书评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看一本书往往要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而写一篇一两千字的书评,最多拿几百块钱的稿费。在这种现状下,把写书评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非常吃力的。

出资支持书评人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具体方法不当,可能会起到坏作用。比如,假如一篇书评的稿费高低,是通过这篇书评带来的销售量来计算的,那么书评人可能会为了多挣稿费去吹捧所评论的书,于是书评很可能就沦为广告性质的软文了。而且,这样可能会导致书评人不愿意去写批评性的书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批评意味着劝读者不要去买这本书。

好的阅读分享体系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一直觉得,写书评应该是副业。据我观察,《纽约时报》书评版上发表的书评,作者是“专业书评人”的很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身也是作家,遇到合适的新书,就来写一篇书评,写完之后继续去写自己的书。

我听说《纽约时报》找人写书评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的:找一位和所评书籍作者类型相近的作家,问他是否愿意写篇书评(但事先并不让他读这本书),如果答应的话再把书寄过去,读后不管喜欢与否都要写一篇。我曾经(在一次饭局上)问过一位国内的前辈作家:为什么在国外,作家经常互相给对方写书评,而中国作家很少这样做?这位老师回答我:因为外国作家不需要经常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吃饭。

好书评具备哪些特点?

我觉得书评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够清楚准确地告诉读者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然后发表自己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第二个层次是,能够通过对这本书的介绍、分析和评论,给读者提供这本书之外的知识和启发,即使读者没有读你评论的那本书,他们也可以从你的书评里获取营养;第三个层次大概是最高境界:文字精彩、好看,使阅读这篇书评本身就是一种文字上的享受。这三个层次都能达到的书评应该就是非常好的书评。

书评人的公信力应该怎么建立?

最根本的原则可能就是“忠于自己”,如果你能做到永远坚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即使你的观点、趣味与大众、专家相悖,那么至少你在真实地表达,这种真实读者是可以看出来的;相反,如果你老是在想“如何评论才正确?”或者“如何评论才显得有水平?”,那么你的文章读起来会有作业味儿,你的言不由衷读者也是能看出来的。我关注的书评人其实很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读写人”(www.duxieren.com ),上面收录的书评都不错。

当初创立“读写人”这个平台,你是怎么考虑阅读分享的?

当初做这个网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用,并没有想太多关于“分享”的事。“读写人”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小众网站。我在内容筛选方面的原则很简单———我本人喜欢的、对我胃口的。虽然这听起来不太像一个“著名网站”的建站原则,但我觉得是有效的。

我感觉,很多媒体为了迎合更多人的口味,最后变得索然无味,很多网站都是因为试图帮用户解决更多的问题,而导致不再有人来用它解决问题。

将来除了报刊、有书评功能的SNS网站、或信息集成类的APP,也有可能出现个人品牌的书评,比如付费形式的书评博客。阅读分享适合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展?

在今天,获取、分享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我觉得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信息的筛选、细分和个性化的问题。

我有一个小建议,也许可以和其他书评人分享:不要求广,尽量求专。与其所有类型的书全部包揽,不如专注于某一特定类型的书籍,成为这一特定类型的书评专家。这样不但更易于发展,而且读者也会读到更专、更精的书评。

(刊于2012年6月15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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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永恒的阅读

(刊于《城市画报》第 300 期)

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最近发表了一番炮轰电子书的言论。这位两年前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认为电子书“正在危害我们的社会”:“我不喜欢电子书阅读器的原因是:上一分钟你在它上面浏览垃圾网站,下一分钟你又在同一个屏幕上读简•奥斯丁。我觉得对于严肃的读者来说,阅读体验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永恒感。生活中其它东西都是过眼云烟,但书上印着的字恒久不变。……有些人费了很大力气,写出了完美的、令人满意的语言,他们对这一点十分自信以至于他们把这些文字用油墨印在了纸上。而电子书的屏幕让人感觉你可以把上面的内容任意删改、搬来挪去。因此,对于像我这样对文学爱得狂热的人来说,电子书不够永恒。”

巧的是,我在电子书阅读器(一台 2010 年买的 Kindle)上读完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正是弗兰岑写的《自由》(Freedom)。当时因为媒体的热捧,此书还未出版就已万人瞩目。当这本书终于在美国上架,我已经等不及几周后在本地书店里见到它的真身。我按动了 Kindle 上的“购买”键,大概过了不到半分钟,这本书已经出现在我眼前的屏幕上。不久,我读到一则新闻:《自由》的英国版在书店上架后,英国出版方发现印刷厂弄错了书稿文件,首印的 8 万本小说全部是含多处错误的未定稿版本,出版商不得不紧急召回。我不知道购买了错版的几千位读者中有多少人回到书店换取了正版,但大概可以肯定:弗兰岑本人的某些错字、错用标点和不完美的句子将在成百上千本错版纸质书中获得某种永恒。幸运的是,此书包括 Kindle 版在内的美国版并未出现版本错误。可是想想看,即使我手头的电子书也是错版,我的麻烦会有多大?重按一下某个按钮,再等几十秒钟而已。

这是 2010 年的事。到了次年年底,我发现自己这一年读过的书里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子书。这大概和我在 2011 年经常居无定所不无关系。我和妻子去欧洲转悠了几个月。出发时我们的两只大旅行箱里几乎没有一本书——准确的说是没有纸质书。原因很简单:光是凑齐所去城市的旅游指南就会足以让行李超重,更不要去奢想那些提供阅读乐趣的文学读物。幸好,有电子书。我们两人各带了一台 Kindle,上面存了上百本电子版读物:旅行指南、小说、杂志,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甚至 IT 类的杂书。

现在我仍能回忆起在这次旅行中手捧 Kindle 读书的一些场景:坐在黑暗的机舱里借着头顶的小灯读查克•帕拉纽克(Chuck Palaniuk)的《Choke》(此人喜欢用拉风的语言写充满邪气的故事);坐在法国尼斯一家小医院的候诊室里(那天我老婆的腰受了轻伤)读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英文版(这本书要比《1Q84》好看很多);在德国海德堡的小旅馆里读一本名叫《A Year in the Merde》的畅销书(一个生活在法国的英国佬调侃法国和法国佬);坐在 Eurial 列车上重读冯唐的《不二》(准确来说那不是一本电子书,而是上载到 Kindle 上的小说手稿)。在这次漫长的旅行中我阅读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遗著《The Pale King》,那是一本我等了很长时间的小说,出版那天(4月15日)我们正离开奥地利萨尔斯堡、坐火车去德国慕尼黑。尽管在德国的书店里见到了这本书,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子版。我在不同的城市打开 Kindle 断断续续地读这本书:维也纳、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巴黎……。我一直觉得华莱士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自杀前留下的这份未完成的遗稿内容杂乱无章,但其中不乏精彩、怪异、个性十足的章节和片段,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然而我最终感觉这部小说在整体上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我在几乎快要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放弃了阅读。我还记得决定放弃的那个时刻:坐在老佛爷百货公司某层的一张沙发上,我一边读 Kindle 一边等正在购物的老婆。我从屏幕上抬起头,透过玻璃窗看见那些淡色的充满雕琢痕迹的老式建筑和一片在接近黄昏时让人略生惆怅的巴黎的天空。

长时间在异国旅行难免让人偶尔生出些在外漂泊的思乡情绪,这时你会怀念你出来之前的那个家。我发现一个能让人在他乡产生回家感觉的地方就是书店。在一个灯光柔和的小书店里端详、抚摸书架上的书,即使印在上面的文字你未必能完全看懂,你仍会因此感觉心安,仿佛是那些文字在抚摸着你。回忆 2011 年的欧洲旅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无数个关于书店的美好画面。然而当你站在一家书店里,忽然想到背包里的 Kindle,你可能又会感到某种矛盾和不安。这种不安大概来源于这个念头:这家书店有可能会消失,消失的原因很可能与电子书有关。想到这一点,你可能会不自觉地再仔细看一眼这家书店的每个角落,希望把它在记忆里刻得更深一点。

于是你会想:也许一切都无法永恒,也许一切都会变成过眼云烟,也许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又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美好的东西。你最后决定用这样的想法聊以自慰:不论是印在纸上,还是显示在屏幕上,文字的意义在于和读者相遇。如果你的文字是真正的好文字,也许它们能够在读者的记忆里获得永恒。



附:关于电子书的微访谈(答《城市画报》)

你的电子阅读史有多长时间?

如果把在电脑上看书也算作电子阅读的话,那就有十多年了。如果把电子阅读严格定义为通过电子书阅读器(比如Kindle、iPad)读书,那么我的电子阅读史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的,那年我买了一台Kindle。

你的电子阅读工具都有什么?

电脑、Kindle、手机等。

你的各种电子书的来源是什么?其中最贵的一本电子书价格多少?

来源包括自己花钱买的电子书(大部分是Kindle版的英文小说)、免费下载的电子书、出版界朋友赠阅的PDF版书稿或样书、作家朋友的书稿等等。Kindle版的小说在售价上基本相差不大,我买过最贵的大概在15美元左右,比如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自由》(Freedom)。

你的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时间比例大约是?

如果把上网、看报纸等所有和文字有关的阅读都包括在内,那我平时大部分时间的阅读应该算是电子阅读。如果仅限于读书,那么我最近读电子书和读纸质书的比例大概是2:1左右。

目前,你的“阅读”里有什么成分(比如纸质书、电子书、信息集合阅读、视频、微博等)。哪一种比重最大、依赖性最强?

纸质书、纸质报刊杂志、Kindle版电子书、网页浏览、手机阅读等等。其中上网的依赖性最强、比重最大,虽然收获并不是最大。

你最经常的几个电子阅读的时间/场景是什么?

我的工作环境就在电脑前,所以几乎随时都在进行“电子阅读”。从几个月前开始习惯于在外出时看手机上的东西。但我在直觉上没把这些算成“读书”。当我认为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一般是离开电脑屏幕,手里捧着一本纸质书或者Kindle,比较专注地阅读。

说说你有过的新鲜阅读体验。

对我来说,电子阅读本身并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新鲜的阅读体验,只不过是信息来源比较快、阅读比较方便而已。虽然现在不少电子书加入了多媒体、可以“互动”,但除了用于教学方面的书(比如学外语的电子书可以发声、学舞蹈的电子书可以播放视频等等),我还没看到太多文史类电子书在多媒体、“互动”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例子。

请分享几个你用完后暗自激动,想向朋友强烈推荐的阅读工具/阅读来源。它最精彩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Kindle值得推荐,虽然比起iPad来Kindle在速度和反应上差了很多,但它最大的优势是读起来不费眼,可以像读纸书一样长时间阅读。另外有一种大号(9.7吋屏)的Kindle,是我见过的读PDF最好的工具。

请分享一个你听过的与电子阅读有关的有趣新闻/信息/说法/想象。

前一段时间有人揣测苹果公司有可能正在研发一种结合了LED和电子墨水(E-ink)的混合型显示屏,这种显示屏可以在用户看视频、玩游戏的时候通过LED来显示(保证速度快),如果用户阅读文字,屏幕就自动切换成用电子墨水显示(保证长时间阅读不费眼、少耗电)。我想如果这种技术真能实现并且用在iPad上,那使用电子墨水技术的Kindle就可能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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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

大概很多作家都有过签名售书的经历。钱锺书先生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这话应该是作家不想露面时的托词,对于读者来说,想见见下蛋鸡本尊这件事儿说起来再合情合理不过。

在欧美,作者签售时有个传统,就是朗诵自己新书的片段,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左右,可以是书的第一章,也可以随便挑选书里的内容读读。读者借这个机会满足了“看下蛋鸡”的好奇心,作家借着朗读展示了自己的新作,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营销手段。然而再往深里想,听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和看电影、听音乐会不同,阅读这件事从来不属于集体活动,需要读者各自在私下完成,于是阅读就少了一个“集体共享”的机会。而当大家坐在一起听人朗读(尤其是当朗读者正是写出这些文字的那位),在那一刻,纸上的文字便忽然享受了一种“接受众人集体参拜”的礼遇,那种气氛,那种仪式感,有时候还真不亚于听讲经和布道(即使那位朗读者写的东西很烂)。

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善于朗读,大概也有不少作家讨厌当着众人读自己的作品。另外此举在国内目前好像并不流行(其实这事儿值得推广。想想看,读者大老远跑来,除了见你一面之外,总希望听你开口说点儿什么,你可能觉得自己笨嘴拙舌,你可能担心聊多了露怯,但是,念念自己写的东西——这是一件多么简单而讨好的事情啊。)

最近在某国外网站读到一篇文章(链接在此),文中收集了十余位已故著名作家朗诵自己作品的音频,其中不乏颇为珍贵的录音。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让人感觉几乎是位古人,但这位生于 1882 年的女作家曾于 1937 年在 BBC 电台朗读过自己的一篇随笔,录音里伍尔夫的英伦口音颇显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和伍尔夫同龄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也留下过一段朗读《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录音,那是一本公认写得晦涩难读的小说,而作者有些古怪的声音也和这种晦涩气质颇为应和。我以前从没听过、也没有想象过海明威讲话会是什么样子,这次听到他的一次朗读录音,语调缓慢、坚定、高昂、夸张,不像作家在朗读自己的作品,倒像是面临世界大战威胁的美国总统在广播里向全国民众发表参战演说。听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朗读《蒂凡尼的早餐》,不知情的人光凭声音可能会错以为朗读者是一位老太太(一位既有腔调、又有幽默感的老太太)。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读《好人难寻》时一口南方口音,语速很快,好像急于完成这次朗读。T·S 艾略特(T.S. Eliot)朗读名诗《荒原》时让人感觉缺少必要的抑扬顿挫,念诗像念经,听的时间长了难免会犯困。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正好与之相反,在背景爵士乐的伴奏下愣是把一段出自《在路上》的平淡文字读得像一首充满激情的诗。

作家是文字的创作者,他们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并不需要对自己的声音负责。但是听着他们的文字由他们本人的声音朗读出来,我们大概会感觉和他们离得更近一些。

以下是十一位作家朗读自己作品的录音片段。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伍尔夫于 1937 年 4 月在英国 BBC 电台做了一个题为《 Craftmanship 》 的演讲,后来这次演讲被收录于她的随笔集《 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之中。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朗读《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片段。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朗读《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片段。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朗读《威尼斯的亨利酒吧》(In Harry’s Bar in Venice)


T·S艾略特(T.S. Eliot)

朗读《荒原》(The Wasteland)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朗读短篇小说《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朗读《洛丽塔》(Lolita)片段。


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

朗读《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朗读《嚎叫》(Howl)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朗读《在路上》(On the Road)片段。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朗读《冠军早餐》( Breakfast of Champions)

(部分资料来源:Flavorw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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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之村上春树

《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是最著名的英文文学期刊之一,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几乎每期都刊载篇幅很长的作家访谈。最近,《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第一卷)的中译本即将出版(豆瓣网链接),书中收集了此刊对十六位当代作家的访谈,这些作家包括:卡波蒂、海明威、亨利•米勒、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厄普代克、马尔克斯、雷蒙德•卡佛、米兰•昆德拉、罗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奥尔罕•帕慕克、斯蒂芬•金、翁贝托•埃科。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中译本为多人合译,其中村上春树的访谈是我译的(译自英文)。

插句题外话:村上春树除了写小说,还翻译过不少英文小说。我去年年底去了趟东京,在一家书店里看到摆在一起的村上春树译作(见下图),感觉此人还真是一位很勤劳的写字儿者。

在此节选这篇访谈的一小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等该书上架后找来一读。


采访者:
我刚刚读完你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地震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既有像《挪威的森林》那样比较写实的小说,也有更接近于《奇鸟行状录》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作品,你把这些风格不同的短篇小说很自由地混合在一起。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你看来有什么根本区别吗?

村上春树:
我的风格——我所认为的自己的风格——非常接近于《冷酷仙境》。我本人不喜欢现实主义风格,我喜欢更加超现实的风格。至于《挪威的森林》,我当时拿定主意写一本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小说,我需要那种写作经验。

采访者:
当时你是想把那本书当作一种风格上的练习,还是因为它的故事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讲述最为合适?

村上春树:
如果我坚持写超现实的小说,我可能会成为一位邪典作家 。可我想打入主流,所以我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写现实主义小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那本书。那本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这种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采访者:
所以说那是一个策略上的选择。

村上春树:
是的。《挪威的森林》很容易读,也很容易理解。很多人都喜欢那本书,然后这些人又会对我其它的作品产生兴趣,所以它很有帮助。

……

采访者:
当时谁是你的写作典范?你受到过哪些日本作家的影响?

村上春树:
我从小时候起一直到少年时期都没有读过太多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想脱离这种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很无趣,很差劲。

采访者:
你的父亲不是一位教日本文学的教师吗?

村上春树: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父子式的关系。我只是走向了西方文化这一边:爵士乐、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还有雷蒙德•钱德勒,这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的幻想乐园,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圣彼得堡或者西好莱坞,这是小说的魔力——你可以到处游历。现在去美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每个人都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可是在六十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靠阅读和听音乐的方式旅行,那是一种梦幻一般的心理状态。

采访者:
而这在后来又促使你开始写作了。

村上春树:
是的。我二十九岁的时候开始写小说,这来得很突然。我想写点儿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不知道如何用日语去写——那时候我几乎没有读过任何日本作家的作品——于是我从自己读过的书里借鉴风格、结构和所有一切,这些书都是美国或西方的作品。结果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的写作就这么开始了。

采访者:
你的第一本书出版以后获了奖,你基本上已经正式上路了。那时候你有没有开始去结交其他作家?

村上春树:
没有,完全没有。

采访者:
那时候你一个作家朋友也没有?

村上春树:
是的。

采访者:
后来你有没有和别的作家成为朋友或同事?

村上春树:
没有,一个也没有。

采访者:
至今你也没有任何作家朋友?

村上春树:
是的,没有。

……

采访者:
在你的写作生涯中,就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属于任何一个作家团体吗?

村上春树:
我是一个独行者,我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学圈子。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类似于快餐厅的地方,他们邀请我去那里用餐,在场的有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还有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我觉得非常恐惧,以至于吃不下饭!玛丽•莫里斯(Mary Morris)也在场,她非常和善,差不多和我同龄,可以说,我们成了朋友。可是在日本,我没有任何作家朋友,因为我想……保持距离。

采访者:
你的小说《奇鸟行状录》有很大一部分写于美国。在美国生活对于你的创作过程或者作品本身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吗?

村上春树:
写《奇鸟行状录》的那四年当中我一直作为一个怪人住在美国。这种“怪”的感觉一直像影子一样陪伴我,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如此。现在想起来,如果这本书是在日本写的,那么它可能会变成一本面目全非的小说。
我在美国生活的“怪”和在日本感觉到的“怪”是不同的。在美国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和直接,它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写这本书的过程就像一个把自己扒光的过程。

采访者:
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有没有你读过而且喜欢的?

村上春树:
有一些。比如村上龙(Ryu Murakami),还有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的部分作品。不过我不写书评和文学评论,那些事我不想参与。

采访者:
为什么呢?

村上春树: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观察人和世界,而不是去对它们进行评价。我一直试图让自己远离所谓结论性的东西,我宁愿让世间万物都处于无尽的可能性当中。
比起评论我更喜欢翻译,因为做翻译的时候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评判,我翻译一本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好像让那些美妙词句一行一行地从我的身心穿过。毫无疑问,世界上需要有评论家,不过那不是我的差事。

……

采访者:
你自己好像喜欢翻译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像卡佛、菲茨杰拉德、欧文。这种偏爱是否反映了你作为一名读者的阅读喜好?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沉浸于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中有助于你的写作?

村上春树:
我从我翻译过的那些作家的作品里都有所收获,这是最重要的。我从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学到很多,他们的作品需要仔细阅读才能翻译好,我可以发现他们的秘密所在。如果我去翻译后现代作家,比如唐•德里罗(Don DeLillo)、约翰•巴斯(John Barth),或者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那就会发生“撞车”——我的癫狂撞上他们的癫狂。当然,我仰慕他们的作品,不过,当我做翻译的时候,我会选择现实主义作家。

采访者:
你的作品经常被人称为美国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日本文学作品,以至于人们把你称为最为西方化的当代日本作家。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你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村上春树:
我不想去写身在异国的外国人,我想写的是我们这些人,我想写日本,想写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很多人说我的风格西方人很容易接受,这也许没错,但我的故事是我自己的,它们并没有西化。

采访者:
你作品中出现的很多看起来很西化的事物——比如,披头士乐队——其实也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村上春树:
我写一个人在麦当劳吃汉堡包,美国读者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个角色吃的是汉堡包,而不是豆腐?可是,吃汉堡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采访者:
你是否同意你的小说准确地描绘了当代日本的都市生活?

村上春树:
我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方式、他们如何讲话、作何反应、怎么思考,都是非常日本的。没有日本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日本读者——抱怨说我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相差太远。我在试图描绘日本人,我想描绘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从何而来、去向何方。这是我的主题,我想。

……

采访者:
你刚才把自己和马尔克斯、卡夫卡做了对比,你说他们是文学作家,那么你认为你自己是一名文学作家吗?

村上春树:
我是一位当代文学作家,这和他们非常不同。在卡夫卡写小说的年代,人们只有音乐、书籍和剧院,现在我们有互联网、电影、影碟出租,以及更多。如今我们有如此多的竞争对手,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时间:十九世纪的人——我指的是有闲阶级——有很多时间,他们读大部头的书,去戏院坐上三四个小时看一出歌剧。可是如今每个人都很忙,社会上也不再有真正的有闲阶级。阅读《白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于身心有益的,但是人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小说本身经历了很多大幅度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抓住读者的脖子硬把他们拖进来。当代小说作家在使用很多来自其它领域的技术——爵士乐、电子游戏、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今天,电子游戏比任何东西都更接近文学。

采访者:
电子游戏?

村上春树:
是的。我自己并不喜欢玩电子游戏,但我可以感觉到它和文学的相似性。当我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电子游戏的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个玩游戏的人。我编造了这个游戏程序,现在我正置身于游戏当中,我的左手并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这是一种超脱,给人一种分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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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安的人感到安慰,让安逸的人感到不安

最近翻看一本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随笔集《Changing My Mind》,其中有一篇写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长文,文中引用了一整段华莱士的访谈记录,读了这段文字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把它翻译出来和读者分享。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之一(不幸于2008年自杀身亡)。虽然我家的书架很小,华莱士的书我却几乎收全了。但并没有通读——此人的文风很怪,有些东西读不进去。但就是喜欢。

我以前在博客里引用过一句华莱士谈小说的话,他说:“Fiction's about what it is to be a fucking human being.”(“小说的作用,就是告诉读者:身为人这种动物,到底是他妈的一种什么滋味儿。”)这次翻译的这段更长一些(访谈的全文链接在此),以下是我的译文:

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曾经说过:好的小说,它们的任务就是让不安的人感到安慰,让安逸的人感到不安。我想,严肃小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读者——那些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被孤独地放逐在自己的脑壳里的人——提供一种能够接近其它自我的想像通道。作为人类的一员,忍受痛苦折磨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无法逃脱的一项内容,所以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体验痛苦,当然,那是一种可以感同身受、作为替代经验的“具有普遍性”的痛苦。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永远都是独自受苦,我们无法真正彻头彻尾地体验他人的痛苦。但是,假如我们读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让我们对书中虚构人物的痛苦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么,这种经验可能会坚固我们的信念:别人也会对我的痛苦产生共鸣。这种体验具有滋养和救赎的效果,我们内心深处的孤独因此而减轻。道理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电视节目、热卖的电影、还有大部分的“低级”艺术——“低级”指的是那些首要目的是为了赚钱的东西——它们让人感觉更容易接受,这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制造者清楚地意识到观众更愿意接受一部提供 100% 愉悦感受的作品,而不是一部 49% 的愉悦附加 51% 痛苦的作品。然而“严肃”的艺术作品——那些首要目的并不是想从你身上捞钱的东西——它们倾向于让你感觉不安,或者逼迫你通过付出一定的努力来感受到愉悦,这和生活本身是一致的:快乐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辛苦劳作和忍受种种不便的副产品。所以,普通读者,尤其是从小到大一直习惯于观赏那些接受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提供 100% 愉悦的作品的年轻读者,让他们阅读和欣赏严肃小说,他们会感觉非常吃力。这种状况很糟。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当下的读者很“蠢”,而是因为电视和商业文化已经把人们训练得懒惰而且幼稚,以至于降低了对于艺术作品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当代读者充分动用他们的想象力和智力来接受你的作品,这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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