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目鱼博客 文章列表

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上)

(载2009年1月号《人民文学》)

契科夫

  “在最近几年里,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光芒和恩惠。”——雷蒙德•卡佛,1988
  
  1987年6月,《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名叫《差事》(Errand)。熟悉卡佛的读者发现,这篇小说与作者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卡佛笔下的典型人物一直是那些中下层美国人,他们居住在无名的城镇,形象普通得不会吸引任何人注意。而《差事》则大不相同,写的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死。契科夫是卡佛的偶像和写作上的导师。在这篇小说里,卡佛虚构了契科夫从染上肺炎开始吐血一直到他在德国去世的过程,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契科夫的妹妹去医院探望他时,在病房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那是一张医生手绘的契诃夫肺部示意图,图中的肺用蓝色线条勾勒,但肺的上部涂满红颜色,她意识到,那部分代表患病的区域。
  《差事》发表的时候正是雷蒙德•卡佛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这位出生于西北部贫穷锯木工家庭、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奔波劳累、后来又因为酗酒险些丧命、打过各种杂工、曾在各地辗转流离、经历过两次破产和一次婚变的小说家兼诗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获得了文学界的承认和褒奖:“自海明威以来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美国的契科夫”、“极简主义”——这些荣誉和标签可谓来之不易。此时他已经出版了《请你安静些,好吗?》(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大教堂》(Cathedral)等短篇小说集和若干本诗集。此时他已戒酒多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作家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
  《差事》是卡佛的最后一篇小说。
  1987年9月,也就是《差事》发表后的第四个月,卡佛像契科夫一样开始吐血。10月初,卡佛被查出肺癌,他的左肺被切除了2/3。第二年6月,卡佛的肺部再次发现癌细胞。当月,他和苔丝举行了简单的婚礼。1988年8月2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
  在最后的日子里,卡佛一直在写未完成的诗集。有一天,这位作家对他的妻子说:“宝贝儿,我们已经被载入史册。”
  临终前,卡佛每天静静地坐在家里的门廊上,望着院子里栽种的玫瑰花出神。去世前几个小时,卡佛告诉妻子,他是多么喜爱契科夫的小说。
  契科夫去世时44岁。卡佛去世时50岁。

 

雕刻匠

  “写短篇小说和写诗之间的相似程度绝对超过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之间的相似程度。” ——雷蒙德•卡佛
  “我平日里是个害羞的人,可写起东西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的姓Carver,如果按字面翻译,就是“雕刻匠”的意思。和契科夫一样,卡佛一生热衷于对短篇小说的雕刻(这位作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的刀法纯熟,到后来自成一派。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可能还会赞叹一声:“嗯,活儿确实不错!”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重读《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 一本英文版的卡佛小说自选集。每次合上这本书,我的视线都会再次和卡佛相遇。
  那是印在封面上的一张卡佛的照片。在这张黑白照片中,卡佛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右手搭着椅背,左手放在桌上,他的眉头紧锁,眼睛死死地盯视着镜头,仿佛那里有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急需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出答案。可以想像,画面外的摄影师希望这位作家摆出一副潇洒的姿势、提供一个深邃的眼神,然而,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个表情有些紧张的中年男子,他的肢体僵硬,神经紧绷,眼神中隐隐流露出紧张、困惑和焦虑不安。
  我走到电脑前,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卡佛的信息。在一个英文网站上,我找到了一段卡佛当年接受采访的录音。听这段录音让人感觉在听一个嫌疑犯接受警方的调查。卡佛的声音底气不足,吐字磕磕绊绊,句子断断续续,有时需要依靠短暂的停顿来思考究竟该使用哪个合适的字眼儿来继续眼下这个已经进行了一半的句子。在这段录音里,卡佛呼吸的声音清晰可见。他的呼吸沉重,像一张砂纸在不断地打磨着麦克风,这些呼吸之间偶尔会插入一两次深深的吸气,让人怀疑屋子里的氧气是否已经被这个不善言辞的讲话者耗尽。

  

无法言传

  “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 ——雷蒙德•卡佛
  
  卡佛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能言善辩的。他们用最普通的思维方式思考,用最基本的日常语言交流。可是,在这些故事中,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往往被某一件异样的事情打乱,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异样,并且能隐隐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可能因此变得不同。然而,由于他们不善言辞,也从未学会和自己的内心交流,于是,他们往往陷入一种“无法言传”的困境。
  小说《为什么不跳个舞呢?》(Why Don’t You Dance?)写一个中年男子(刚刚离异?),在自家庭院前出售家里的全部家具。来了一对年轻情侣,对陈列在门口的大床和电视机很感兴趣。中年男人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讨价还价,还给他们喝酒,用旧唱机放音乐给他们听。他还提议:“为什么你们不跳个舞呢?”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叙事的焦点有些出乎意料地转移到那对情侣中的女孩身上:

  几个星期后,她说:“那家伙是个中年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家门口。不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在他家门口的车道上。哦,老天。别笑。他给我们放那些唱片听。你看这个唱机,就是那个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破唱片。你会对这些破玩意儿感兴趣吗?”
  她不停地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每一个人。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她想试着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她放弃了这种努力。
  像这个女孩一样,卡佛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感觉到了某件事后面“更多的东西”,但他们无法通过言语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而故事背后的作者拒绝提供任何解释。于是,读罢卡佛的一些小说,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无异于故事中的人物:这篇小说确实让我感觉到了什么,可到底是什么呢?
  另一篇小说《羽毛》(Feathers)写叙事者和他的妻子到另一对夫妇家里做客,他们在主人家中碰到一些奇怪甚至骇人的事情:这家人养了一只孔雀,身上有味道,不时发出怪叫,但主人竟然允许这只鸟走进房间里来散步;而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长得其丑无比,样子吓人,对此他的父母仿佛视若无睹。在这篇小说的最后,叙事者看着客厅里那只怪鸟和主人的丑宝宝嬉戏玩耍,他忽然感觉这个夜晚“很不一般”,他甚至默默许了一个愿,希望“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的确,事后叙事者的生活因为这次经历发生了改变。但为什么一只怪鸟和一个丑婴儿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触动呢?这个问题叙事者似乎无力回答,作者似乎希望读者自己去找出答案。
  小说《肥》(Fat)的叙事者是一家餐厅的女服务员,某晚她接待了一个异常肥胖但特别客气的顾客。这个胖子食量惊人,更奇怪的是他讲话时用“我们”而不是“我”来指代自己。整篇小说写的就是叙事者向她的女友丽塔讲述这件事本身以及当晚下班后她与男友在家中谈论这个胖子的经过。《肥》是这样结尾的: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丽塔说。但我可以看出她对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感到情绪低落。但我不想对她说。我已经对她说得太多。
  她坐在那儿等着,她用纤细的手指抚弄自己的头发。
  她在等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这时是八月。
  我的生活即将改变。我能感觉到。

  很多读者也许会和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篇小说。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叙事者为什么会感到情绪低落?为什么遇到一个奇怪的胖子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卡佛不会回答这些问题。而故事的主人公,她自己可能更说不清楚。

  

蓝领悲剧

  采访者:为什么您选择写短篇,而不是长篇小说?
  卡佛: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很年轻。我十八岁就结了婚,那时我妻子十七岁 。她怀孕了,我身无分文,我得整天工作,养活两个孩子。我还需要到大学里学习写作。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写那种要花两三年才能完成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写诗和短篇小说。这些东西可以坐下来,从开头到结尾一次完成。

  (注:此处可能是卡佛的记忆有误。卡佛结婚时19岁,当时妻子16岁。)

  卡佛常说他有“两次生命”,分界点是1977年6月2日。
  卡佛1938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他十九岁结婚,已经怀孕的妻子玛丽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当时只有十六岁。这对年轻夫妇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因生活所迫不断搬家,居无定所。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卡佛和妻子靠一些零七八碎的工作挣钱。卡佛曾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在公寓小区打杂、甚至替人摘过花。妻子玛丽安做过图书推销员、电话公司职员和餐馆侍者。卡佛喜爱文学,打工之余在大学里选修了一些写作课程,在这期间遇到了对他写作生涯有影响力的老师——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卡佛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尝试写作,终于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找到了一些在学校里教写作课的工作,并于1976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
  然而不幸的是,卡佛于六十年代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随着他在写作方面向成功迈进,他的酗酒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整日与酒杯为伴,无法写作。家庭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卡佛本人的健康也受到威胁,曾因酒精中毒多次住院。卡佛和妻子玛丽安之间的感情日趋破裂,二人数次分居。卡佛的人生轨迹走到了最低点。
  1977年6月2日,卡佛终于停止了酗酒,开始了被他称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他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找到了更稳定的工作,他与玛丽安正式分手,开始了和女诗人苔丝•加拉赫的共同生活。直到卡佛于1988年早逝,他的“第二次生命”应该说是安定和幸福的。
  如果说大部分卡佛的小说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卡佛对他的“第一次生命”的描绘。卡佛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那些蓝领阶层的“穷白人”——推销员、侍者、理发师、清洁工等等。对于这些人物,卡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他们的烦恼、痛苦和不幸。
  小说《维他命》(Vitamins)写了一对夫妇,丈夫在医院里做夜间的杂工,妻子靠上门推销维他命挣钱。维他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夫妇两人的感情也出现危机。丈夫背着妻子与妻子的女同事约会,结果在一家酒吧里被一位黑人搞砸了气氛。和他约会的女孩决定到外地去找工作。丈夫一个人回到家,感觉生活越来越失去平衡。从这篇小说中读者可以读出蓝领阶层的绝望和空虚,这种感受和美国文学中经常表现的“美国梦”精神完全不同,它告诉我们:美丽的“美国梦”并不属于所有美国人。
  小说《里程数是真的吗?》(Are these Actual Miles?)写一对夫妇面临破产,律师建议他们立刻卖掉汽车,不然就会被判归债主,而这件事必须在当天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妻子以前做过推销员,于是丈夫让妻子出门去卖车,自己在家一边独饮一边等待。他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开始有些着急。妻子终于打来电话,说在和一个车商吃饭,不便细聊,随即撂了电话。妻子一夜未归,丈夫更加着急。天亮时妻子带着卖车拿到的支票回了家。不久,一个车商来到家门口,归还了他妻子拉下的一个化妆盒。这篇小说用了大部分篇幅写丈夫在家里等待妻子的情形,卡佛使用精简的文字,通过白描式的语言和动作描写非常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当时那种焦虑、猜忌最后转化为愤怒的心情。
  卡佛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描写家庭破裂的。《还有一件事》(One More Thing)和《严肃的谈话》(A Serious Talk)都属于这一类。这两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几乎是同一个人:酗酒、粗暴、举止有些疯狂。经过一场争吵甚至打闹,他们被愤怒的妻子赶出家门。但他们似乎无法搞清问题的根源和自己的处境。《严肃的谈话》中的男人只是预感到他和妻子“该严肃地谈一次话了”,《还有一件事》中的男人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家,他对等着他走出门去的妻子和女儿说“还有一件事要说”,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这两篇小说都非常短小,但场面和对话描写非常精彩,卡佛把一个可能很复杂的家庭悲剧浓缩到几页纸的长度,这让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
  也许和作者本身的酗酒经历有关,卡佛的小说中经常出现酗酒的场面和酒鬼的形象。上文提到的四篇小说中都有对饮酒的描写;《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写两对夫妇在其中一家的厨房里谈论各自的感情经历,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杯不离手,谈话进行到最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直接写到了戒酒中心,故事里出现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在接受戒酒治疗的酒鬼。卡佛本人也最终接受了戒酒治疗,并依靠坚强的意志力摆脱了酒精的阴影,否则,我们今天可能无缘读到这么多精彩的短篇小说。

 

盘子

  (注:以下这段文字和后文中的《玻璃天空》均为笔者虚构。)

  “显然,我酗酒的经历对于我写那些关于酗酒的小说起到了帮助。可是,我经历了那段日子,然后写出了那些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我不觉得酗酒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它只造成了浪费,带来了痛苦。”——雷蒙德•卡佛
  
  玛丽安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餐馆里找了份侍者的工作。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她看见丈夫雷一个人瘫坐在沙发里,手里攥着一只伏特加酒的瓶子,显然又喝醉了。
  玛丽安对雷说她受够了。她让他滚出去。
  雷说:“你今天真漂亮,宝贝儿。离孩子们回家还早,来,我们……”
  玛丽安脱掉外套,说:“闭嘴,你这个酒鬼。”
  “我可是个作家。”雷说。
  “老天,”玛丽安笑了起来,“请问你上一次坐下来写小说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你现在是个职业酒鬼。”
  “你不懂的事儿就不要多管,”雷嘟囔了一句,然后举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像是在痛饮一瓶可口可乐。
  玛丽安走进厨房。她看见灶台上扔着一包烟,台子边缘有一只白色的瓷盘子,里面堆了很多烟蒂。玛丽安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然后伸手去拿盘子旁边的火柴,她的手碰到盘子边缘,那只白色餐具滑落到地上,摔成很多碎片,四周撒满烟灰和烟蒂。
  “操!”玛丽安站在厨房中央,一只手里夹着那支没有点燃的烟。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呜咽。
  “出什么事了?”雷在客厅里问。玛丽安没有回答。
  “到底他妈的出什么事了?”雷开始吼叫。
  玛丽安停止了哭泣。她扔掉手里的烟,踩着地上的碎屑,走到灶台边,从架子上抽出一把切菜用的刀。她手里举着那把刀踩过地上的瓷片和烟蒂,走到厨房门口,对着雷喊道:“我受够了。你给我滚出去!”
  雷在沙发上直起身体,然后放下酒瓶,站了起来。他对玛丽安说:“把它放下。”
  玛丽安看见雷朝这边走了过来。在他离自己还有几步远的时候,她扔掉了手里的刀。
  雷用手抓住玛丽安的两肩,把她推到墙角。玛丽安闭着眼睛,感觉自己的头一次又一次地撞在墙上。
  第二天,雷向玛丽安道歉,说他爱她,离不开她。
  玛丽安说:“雷,我也爱你。”

  (注:这段虚构文字取材于卡佛第一任妻子玛丽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所著回忆录《往昔追怀:我与雷蒙•卡佛的婚姻即景》(What It Used to Be Like: A Portrait of My Marriage to Raymond Carver)中的部分章节。)

(待续)

文章分类: 文坛张望 | 评论



盖伊•戴文坡的《康科德奏鸣曲》

最近应一家文学期刊的约稿,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关于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一时兴起,插入了两篇自己写的短篇小说,均以卡佛为主人公,故事是虚构的,但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文字也尽量模仿卡佛早期的“极简”风格。写这两篇小说给我带来不少乐趣,让我感觉,写小说还是比写随笔好玩儿。

以作家或其他历史人物为主人公虚构小说,这种写法并不少见,但是读者可能很少见到一本书从头到尾全是玩儿这个的。呵呵,我手头就有这么一本书——美国作家盖伊•戴文坡(Guy Davenport)的小说集《康科德奏鸣曲》(作家出版社,1998)。此书属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大概印的不多,销量也不好,反正如今已经很难找到,我的那本是从淘宝网上买的。

盖伊•戴文坡(1927-2005)何许人也?他是一位美国的作家、学者。按此书序言的说法,戴文坡的小说属于“学者式后现代先锋小说”,戴文坡自己说他的小说是“史料集锦加必要的虚构”。在戴文坡的小说里,你会看到“列宁在苏黎世的一家咖啡馆里读《火星报》,而不远处的街道上乔伊斯夫妇正在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

这种小说,我觉得,挺好玩儿。它是一种写给文人看的带有一定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东西。要是跟您聊起卡夫卡、庞德、梭罗、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尼克松什么的您都感觉特近乎而不是特想换话题,那,您把这本书放您案头,当您在您家四壁全是书架的书房里,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放下烟斗或者咖啡杯的时候,您翻上两页,说不定比《万象》好看。

戴文坡的文风让我想起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的短篇小说——都是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的片段堆积而成,文字极其简约,有些片段之间看上去好像也不怎么搭界。例如小说《尼克松“自由射手”爵士乐》写的是尼克松访华,中间又插了些哥伦布航海、达芬奇设计自行车什么的,透着作者的历史知识那么丰富。

对于翻译小说,一般不错的我都喜欢上网找找英文版的。告大家一秘密:很多书在 Google Books (http://books.google.com/)都能读到大部分原文。我发现戴文坡出过一本叫《A Table of Green Fields》的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叫《Belinda's World Tour》的小说,写的是卡夫卡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去年在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Brooklyn Follies)里读到过,而戴文坡把他写成了一篇小说。故事是这样的(据说确有其事):卡夫卡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的布娃娃丢了,非常伤心。为了安慰小女孩,卡夫卡告诉她这只玩具娃娃和另外一只娃娃一起去做环球旅行了,不过布娃娃会每天给小女孩发来明信片,告诉她自己的行程。为了让小女孩相信他的话,卡夫卡每天给小女孩寄明信片,以布娃娃的口气给她讲自己的旅行见闻。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就是(戴文坡虚构的)卡夫卡虚构的布娃娃的信。

和很多被冠以“后现代”的小说一样,盖伊•戴文坡的有些小说读起来会让读者感觉比较费劲,不过也有不少是挺有意思的。读所谓“后现代”小说的乐趣在于:虽然很多让你摸不着头脑,但你也常常会惊喜地发现:靠,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

文章分类: 我也读书 | 评论



《梅兰芳》影评

假如你去电影院看《梅兰芳》,假如你在黎明露面之前提前退场,那么留在你记忆里的可能是一部很好看甚至很牛逼的片子。可是,如果你迟到了,错过了前半部分大约三分之一的戏,你从黎明出场那一段看起,电影结束后,你可能会说:平庸,平庸。

《梅兰芳》的开头比较好看,这里面有两个原因:1,这部分很用心地再现了老北京的梨园风貌。2,演得不好的演员在这段还都没有出场。走进影院之前已经听到不少对这部电影的负面评论,可是电影一开场,我一看,谁说拍得不好?节奏快、有故事、表现细腻、台词精彩、表演传神,连里面的几段京戏都挺好听。尤其是十三燕(王学圻饰)和他身边儿那位费二爷(吴刚饰)的表演,京腔京味儿,举手投足都带着范儿,台词也有味儿,看这两位的戏,没别的,就是舒服。

但是少年梅兰芳终究要长大。等黎明一出场,Sorry,整部电影走向下坡。黎明,这位唱过“我来自北京”的港星,在这部片子里就是一张行走的照片儿,没有出彩的表演,没有精彩的台词,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甚至没有把北京话说地道。这么大一大片儿,你说,你一个生在北京的人,把北京腔说得地道点儿有多难?此片找黎明来演梅兰芳看来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角色,绝对需要演技派的演员来演,而不是黎明这种别说演技派,连表演都是业余水平的明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今中国年纪还不算太大的男演员,有几个演戏让人觉得牛的?要是早几十年,赵丹演这个角色肯定是满堂彩,孙道临也不错啊。今天呢,靠,不说了。再说章子怡,这位国际巨星,演得确实比黎明好,起码有表情变化。如今大片儿都得请章子怡。章子怡越来越像鲍鱼了——如果餐桌上没有一道鲍鱼总让人感觉做东的人请客的档次不是最高,可是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基本上没人觉得那盘儿贼贵的菜有多好吃。

《梅兰芳》后半部份流于平庸也不能全怪演员。如果说电影的前一段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有味儿、有范儿、有戏的旧时梨园画卷,后面的部分就显得苍白、空洞和拖拉。这部大片名叫《梅兰芳》,可是看完之后,我们对这位京剧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到底增加了多少了解?好像没多少。如果说,前三分之一还表现了少年梅兰芳对京戏的热爱和勇于创新的精神,那么后半部分拖拖拉拉地就说了三件事儿(或者说两件半):1,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恋情,2,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获得成功,3,梅兰芳对日寇蓄须明志。第一件事带有八卦色彩,但可以理解,你得表现一段自由恋爱是不是?你得给子怡留个位子是不是?这段戏本来是可以用来表现梅兰芳的内心冲突的,本来是可以往灵魂深处挪动挪动的——邱如白不是说了吗:孤单,是他内心深处的孤单才让他有了今天,你章子怡是不应该把这份孤独夺走的。可是除了这句台词,我们在哪一场戏里能够体会到黎明内心深处的孤单呢?我们在哪场戏里能够看到梅兰芳是如何把孤单转化为艺术的呢?观众看到的是一段一段表面化、浮光掠影的表演和谁都知道结果的故事。后果是,黎明扮演的这个梅兰芳的形象就像相片儿一样薄,倒是他身边的大部分配角显得更加有血有肉有立体感。不但如此,梅兰芳大师到底是一位艺术大师啊,就算他很多内心深处钻得太深的东西不便于表现,您至少应该表现一下这个人在艺术上的过人之处吧?回忆一下黎明扮演的梅兰芳,我们除了老看见有一帮戏迷围着一身白色西装的他,这个角色的哪一场戏、哪个动作、哪个神态能够让人感觉到此人具有可以流芳百世的表演艺术天赋呢?

文章分类: 影音娱乐 | 评论



从迈克尔•道格拉斯到雷蒙德•卡佛

最近在写一篇很长的关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文章,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东西,弄点儿文坛八卦类的玩意儿放在这儿凑一篇博客吧。

几年前我看过一部叫做《Wonder Boy》的电影,主演是迈克尔•道格拉斯,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美国当代作家的故事,拍得不错。想通过电影了解美国作家生活的朋友不妨看看这部片子。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同名小说改变的,作者叫Michael Chabon,前一阵有一位朋友向我推荐过这位作家,说值得关注。我在一家英文书店里翻看过《Wonder Boy》的开头,感觉不错。

《Wonder Boy》的主人公,那个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老痞子作家,其实生活中有原型。此人叫Chuck Kinder,是Michael Chabon读本科时的老师。Chuck Kinder是什么人呢?他是雷蒙德•卡佛的朋友,当初一起混的。

Chuck Kinder也写了一本小说(据说花了二十多年,最初手稿有三千页厚),名叫《Honeymooners: A Cautionary Tale》,说的是70年代在旧金山湾区的两个作家哥们儿(Ralph Crawford和Jim Stark)混世界的故事,其中那个Ralph的原型就是雷蒙德•卡佛。

如果你是卡佛的粉丝,或者想看一看那时候作家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乱,可以找这本《Honeymooners: A Cautionary Tale》来读读(声明一下:这本书我还没看过)。

呵呵。

文章分类: 文坛张望 | 评论



周云蓬的歌

如果我是周云蓬我就会觉得自己很牛逼。有一次,我在香港听了一个诗歌朗诵会+讨论会,会上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当着几位诗人的面夸赞一个名叫周云蓬的盲人民谣歌手。这位评论家的大概意思是,周云蓬写的歌词达到了当代诗歌应该达到却一直没有达到的效果。当时坐在这位评论家旁边的诗人有:北岛、欧阳江河、翟永明,等。

如果你去北京,在一个黑不溜秋的夜晚,拐进某家不显眼的小酒吧,找张小桌子坐下来,很可能会碰上周云蓬在离你不到几米远的地方唱歌。你可能连票都不用买,点杯饮料就行了。周云蓬顶着一头浓黑的长发,戴着一幅宽大的墨镜,魁梧的身体坐在一张小圆凳上,怀里抱着把吉他,调了调弦儿,就开唱了:

“千钧一发的呼吸, 水滴石穿的呼吸,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鱼死网破的呼吸, 火焰痉挛的呼吸, 刀尖上跳舞的呼吸, 彗星般消逝的呼吸……”(《沉默如谜的呼吸》)

“五月一号的北京,人人都很讲卫生,就怕阿拉善来了沙尘暴,把所有白领吹成灰领了。你呀美丽的小白领,可别瞧不起人大民工,虽然民工不太卫生,总比很多人心要干净……“(《黄金粥》)

周云蓬写的歌词和时下大部分流行歌曲的歌词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些歌词中有的文字优美,具有诗歌的意境,有的平实有趣,生活气息浓厚。其中写得最美的好像是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 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呀 我最亲爱的姐呀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 虚幻的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 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周云蓬出过大概两盘专辑。第一盘是由摩登天空出的《沉默如谜的呼吸》,07年又独立出版了一盘《中国孩子》。我最初听《中国孩子》这首歌感觉有些太夸张、过于耸人听闻了。歌词是这样的: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直到今年,“三鹿奶粉”事件曝光,我才开始觉得:也许这首歌词写得并不为过。

最近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在南锣鼓巷附近的Mao Live。当时还是夏天,周云蓬给另一位发布新专辑的女歌手暖场,但整个晚上印象最深的还是周云蓬的几首歌。那一场他唱了两三首以前从来没听过的新歌,有一首好像叫《卖花姑娘》,另一首叫《冬天来了》。

眼下,冬天真的来了,我已离开北京。夜里坐在上海的公寓里,感觉很冷。于是不由得想起这首《冬天来了》:

…… ……
冷的时候就去四环路 挤上那公共汽车
车上人越多 身上越暖和
冷的时候就去新华书店 翻一本长篇小说
一个故事看完了 冬天也就过去了

冬天千万不要和女朋友 吵架分开过
冬天不是个分手的好季节 和她好好说
给她买一束鲜花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你再离开我

文章分类: 影音娱乐 |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