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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肖像(二):伍尔夫

接上文:患者肖像(一)

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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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流传最广的肖像大概是那张摄于1902年的黑白照片,那张照片具有一种铅笔素描画的质感和古典韵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侧面像,这个女人的目光微微下垂,神情略显忧郁,像在沉思冥想,又好像沉浸在一个白日梦之中。照片中她的脸部线条柔和、轮廓分明,最显眼的是那只高耸而笔直的鼻子,仿佛来自于一尊古罗马大理石雕像。很多年后,在好莱坞电影《时时刻刻》中,女演员妮可•基德曼为了饰演她特意装了一只假鼻子,并在化妆师的帮助下制造出一种永远显得迷离、忧郁和哀伤的眼神。可以猜想,造型师在设计人物形象时正是参照了这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中的她看起来的确很像一部电影的女主角、一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如此美丽,同时又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这部电影或小说显然应该是一出悲剧。

可是如果你看过她的另外一些照片,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永远是这种神情。在一些照片中,她的目光几乎直视镜头,这时她的面部最突出的不再是高耸的鼻子,而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神明亮、深邃,流露出自信、睿智、热忱、甚至一点点的顽皮。这时的她更像是一个能够制造出优美文字的小说作者、一位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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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路易•埃弗雷特,一位淳朴的英国村妇,找到了一份做女佣的差事,那家的主人是一对作家夫妇——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和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两人都已年过五十。上工的第一天,路易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工作,房顶上面是浴室,因为楼板很薄,她可以听到头顶上方传来的声音。她听见伍尔夫夫人正在浴室里讲话,她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还夹杂着很多自问自答,以至于路易开始怀疑浴室里不止一个人,而是正有好几个人在那里交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易开始对伍尔夫夫人的自言自语习以为常。她也开始熟悉这位女士的生活习惯和情绪变化。她发现,伍尔夫夫人在情绪低落时会显得有些怪异,她会走进厨房,坐下来,却记不起自己要说些什么;她会在花园里散步,脚步极其缓慢,仿佛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她如此沉浸其中以至于经常走着走着就撞到了树上。

1941年3月28日中午,路易看见伍尔夫夫人拿起手杖出了门。到了吃午饭时仍不见她的身影。他的丈夫走进她的房间,发现那里有两封遗书。

几周后,这位女作家的尸体被河边玩耍的儿童发现,她的衣服口袋中塞着沉重的石块,可以推测,她是自己走入河水之中自杀身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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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时时刻刻》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位身陷抑郁的包围(而且行为有些怪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肯定,此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患有精神病。可是,一个整日抑郁、精神疲惫不堪的人如何能够写出像《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的经典意识流小说,并留下大量的随笔、文学评论,以至于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呢?

伍尔夫患有“躁狂抑郁症”。抑郁只是多种症状之一。

躁狂抑郁症又被称为躁郁症、双极症,是一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交替循环出现的精神病。也就是说,患者的症状不仅仅是抑郁,还有躁狂。病人在躁狂阶段会表现得亢奋、自信、欣快,而在抑郁阶段则会消沉、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伦纳德•伍尔夫在自传中回忆了妻子发病时的情形:“在躁狂阶段她会极其兴奋;她思如泉涌,口若悬河,在最严重时会语无伦次,她会幻视幻听,比如,她曾经告诉我在她第二次发病时听到过窗外花园里的小鸟用希腊语唱歌,在躁狂阶段她也会粗暴地对待护士。……在抑郁阶段,她的想法和情绪则与躁狂阶段完全相反。她深陷在忧郁和绝望之中,她少言寡语、拒绝进食、拒绝相信她自己有病,坚持认为她当前的状态完全是咎由自取,最严重时,她会试图自杀。”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生中经历了四次精神崩溃:1895年,伍尔夫十三岁的那年,母亲的病故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疾病发作,那一次她花了六个月时间才最终恢复。1904那年,父亲去世了,整个夏天伍尔夫都处于疯狂状态,有一天她从窗口跳了下去,摔成重伤。在1913年的那次发作中她又试图自杀,那一次她一口气吞掉了一百粒巴比妥。而1941年的最后一次精神崩溃夺走了这位女作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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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机会的话,弗洛伊德可能会非常乐于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提供精神分析。这位女作家的丧母和丧父经历、小时候受到的来自于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性骚扰,成年后流露出的同性恋倾向——这些显然都值得进行深度分析。

事实上,弗洛伊德和伍尔夫甚至有过一面之缘。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介给英文读者的正是伍尔夫夫妇当年合办的出版社。虽然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却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一直持排斥态度,直至去世前才有所改变。1939年,伍尔夫夫妇在弗洛伊德位于伦敦的寓所与这位因逃避纳粹迫害而客居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见了面。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事后的回忆中,弗洛伊德是一个“干瘪的糟老头儿,有一双像猴子一样发亮的眼睛,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口齿不清,但人很机敏。”那次会面中他们的话题主要是战争,弗洛伊德献给了伍尔夫一支水仙花——此举不知是否暗藏深意,因为水仙花(narcissus)正是自恋(narcissism)的象征。

弗洛伊德早于伍尔夫一年半去世,他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位女作家做精神分析。当代医学专家更倾向于认为伍尔夫的躁郁症是由家庭遗传引起。纵观伍尔夫的家族史,她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外甥女都是复发性抑郁症的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均患有循环性精神病,而她的堂弟则死于急性躁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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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在一封写给友人书信中曾经描述过她对疯癫的感受:“……接着我的脑子里烟花绽放。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不应对它嗤之以鼻;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我写作的东西。那时所有一切都以它们的最终形式喷薄而出,不像神志正常时那样,只是滴滴细流。”

《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男主角赛普蒂默斯是一个患有疯癫的退伍军人。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这个人物的心理描写,文字诡异绚丽,不曾有过亲身体验的人大概难以写出这样的句子:

他等待着。他倾听着。栖息在对面栏杆上的麻雀叫着赛普蒂默斯,赛普蒂默斯,叫了四五次后,接着拉长调子用希腊语尖声唱起来,唱诉世上如何没有罪恶,另一只麻雀加入了进来,一起拉长了尖叫用希腊语唱述,在死者行走的河之彼岸那生命的牧草上的树丛中,唱述世上如何没有死亡。

……冥冥中的幽灵命令他看,这个声音在和他交流;他,赛普蒂默斯,人类中最伟大的一员,最近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是来此复兴社会的上帝,他像床罩般躺在那里,像条只有太阳才能毁灭的雪毯,永不损耗、永受苦难,是替罪的羔羊,是永恒的受难者。但是他不愿如此,他呻吟着,摆摆手赶走那永恒的苦难,那永恒的孤独。

然而躁狂症带给伍尔夫的不总是五彩的焰火,它还不断地把她带入了情绪的低谷。在最终步入河水、结束生命之前,她给丈夫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

我肯定自己又要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这次我也不会康复。我开始出现幻听,心神不能集中。所以我要做看来最合适不过的事了。你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幸福,任何人在每一方面所能做到的你都做到了。在这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比我们更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未完待续)

(注: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侯我曾同时写过一篇以伍尔夫为主人公的小说,并未写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一篇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未完成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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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肖像 ——陀思妥耶夫斯基、伍尔夫、海明威和他们的精神疾病(一)

(刊于《书城》2010年第8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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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著名的肖像是那幅瓦西里•格里哥利耶维奇•别罗夫于1872年绘制的油画。在那张黑色背景的肖像画中,我们看到一个五十岁的俄国人佝偻着身子坐在一张椅子上,他的头发和胡须像荒草般稀疏,他身上披着一件过于宽大、皱皱巴巴、似乎多年不曾洗烫的旧大衣,独自坐在那里出神。这是一位老农在某个火车站的长椅上等候一列火车将他载往他乡,去继续饱受磨难的生活?还是一个罪犯坐在一间阴暗的审讯室里,等待接受对他所犯罪行的无情审判?抑或一个已经倾家荡产的赌徒,在绝望之后正沉浸于对那些疯狂瞬间的失神回忆之中?

面对这幅油画你会最终将视线定格于画中人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正在回避着你的视线,仿佛怕被你的注视烫伤;他在盯视着什么,但他的眼神是发散的。你似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左眼皮正在紧张而神经质地颤抖。如果你长时间地注视那只左眼,也许你会感觉到画中人的整个半边脸都在颤抖,于是你的心也会随之紧张地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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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一个夜晚,俄国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的家中有客登门。来访者是他的好友、写过《白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长篇小说、早在十八年前就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文学天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这位作家已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正在彼得堡与哥哥合办《时报》杂志,他喜欢晚上散步时拐进常给杂志写稿的斯特拉霍夫家里坐上一会儿,随便聊聊。

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开心。话题可能是文学,也可能是政治或哲学。斯特拉霍夫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显得非常兴奋,他一边慷慨陈词一边迈着大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谈话当中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表达了赞许,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激动。他在屋子中央停步站定,脸上显露出一种极端亢奋的表情,情绪似乎抵达了高潮。斯特拉霍夫等待他的作家朋友说些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张开嘴巴,却欲言又止,似乎正在头脑中寻找恰当的词句。这种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忽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十分怪异的、持续不断的、绝非人语的声音。然后,他晕倒在地,身体不停地抽搐,嘴角流淌出白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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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有四个突出的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在毛姆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负、多疑、急躁、自私、轻率、过分谦卑、不可信赖、心胸狭窄、爱吹牛又不宽宏大量”,但他同时又“具有勇气、大度和慈爱的品质”。在读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写出过《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不朽名著的伟大作家。

当代医学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出现癫痫症状。从三十九岁开始,他把自己的每次发病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直至这位作家于五十九岁去世为止,那个笔记本上一共记录了102次癫痫发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跌宕的经历和他复杂多面的人格吸引着人们去对他进行剖析和解读。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的论文,评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并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这位作家癫痫症的起因提出了假说。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并非生理因素造成,而是源于他心中隐藏的对父亲之死的负罪感——也就是说,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弗洛伊德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存在着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他十八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于是内心深处短暂的狂喜和随之而来的强烈负罪感引发了他的第一次癫痫发作,而“弑父”和“罪恶感”正是穿贯穿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两个重要主题。

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在最近几十年已经被基本否定。当今的学者和医学专家们普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并非纯心理症状,而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脑部受损或者家庭遗传。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被手下的农奴杀死的,但有证据显示他也有可能死于癫痫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不但同样患有癫痫症,而且死于癫痫发作。

假如你是一位脑科医学专家,当你浏览了一幅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之后,可能有一件事逃不过你的眼睛:你会发现这位作家脸部的明显呈不对称状。脸部不对称正是脑部畸形的一种生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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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乏癫痫病患者。《白痴》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都患有癫痫病。《白痴》中有一个段落描写了主人公梅什金癫痫发作前短暂的狂喜状态:

他顺便想到,他在发癫痫病的时候,几乎就在发作之前,还有一个预备阶段(不过,倘若在他醒着的时候发作的话),就在他心中感到忧郁、沉闷、压抑的时候,他的脑子会霎时间豁然开朗,洞若观火,他的全部生命力会一下子调动起来,化成一股非凡的冲动。在闪电般连连闪烁的那些瞬间,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感会增加几乎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倏忽间被一种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动、一切疑虑和一切不安,仿佛会霎时间归于太和,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明朗而又谐和的欢欣与希望,充满理性与太极之光。但是,这些瞬间,这些闪光,不过是对于那最后一秒钟(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的预感,从这一秒钟起,这病就发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以往每次我经历这种神经紊乱时,我都会把它用在写作上;在那种状态下我会比往常写得更多,也会写得更好。”

神经病学专家爱丽丝•弗莱厄蒂在《午夜的疾病:写作驱动力、作者心理阻滞及大脑的创造性》(The Midnight Disease: The Drive to Write, Writer's Block, and the Creative Brain)一书中提到一种叫做“多写症”(hypergraphia)的心理问题,它是癫痫病的一种并发症(也就是说患有癫痫病的人往往也会染上此症)。这种“病”的患者会感觉到一种持续而旺盛的、难以控制的书写冲动,他们总是写个不停,好像着了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日记和书信文字。他的笔记本中经常写得密密麻麻,夹杂着图画,让人感觉作者似乎想把纸上的每一处空白都全部填满——这正是“多写症”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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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著名作家中唯一一位癫痫患者。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因写《爱丽丝漫游奇境》出名,他也是一位癫痫病人(同时有可能患有“多写症”)。《爱丽丝漫游奇境》中描绘了很多奇妙场面:爱丽丝坠入深深的兔子洞,她的身体可以忽然变小,也可以忽然变大。有一种说法:这些童话场面来源于卡罗尔癫痫病发作时的幻觉。这种说法虽然未被证实,但医学界确实曾把一种神经性疾病命名用这个童话来命名——这种病的患者在视觉、听觉和对自身的感觉方面出现偏差,眼中看到的物体往往比实际大得多或小得多,这种病有一个别名,叫做“爱丽丝漫游奇境综合症”。

法国作家福楼拜和莫泊桑也都患有癫痫。福楼拜在书信中描述过自己发病时的感觉:“开始时你的头脑中感觉到它的来临,于是你觉得自己将要发疯。接着你就疯了,对此你心知肚明。你感觉你的灵魂正离你而去,于是你竭尽全力地想要留住它。死亡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当它来临时我们十分清楚。”

继续阅读:患者肖像(二):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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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书展(文艺腔涂鸦)

他们有备而来。青衣、沙田、马鞍山、尖沙咀、将军澳——他们潜入地下、走进车门幽幽滑开然后幽幽关闭的铁皮车厢,或随人流踏上微微颤抖的甲板,看九龙岛的高楼变小、看香港岛的高楼变大,抑或在导游手中彩色旗帜的指引下,排队登上一辆空调大巴,下车、亮出港澳通行证、过关、重新回到空调大巴上,看窗外山野消失、天空变窄、人流变得如天气般粘稠。这个夏日,暴雨将至,黑色台风警报正在悄然生效。一只在湾仔上空漂浮的海鸥偶然低头,瞥见身体下方黑压压的几条人流正在向同一方向缓缓涌动。而潮湿的乌云此刻正在它的头顶上方积聚、游走,同样充满气势,同样充满方向感。它振翼向斜下方刺去,空气在颤动,Something is going on.

唔该。请让我在这条缓缓流动的运河上稍稍加快速度、略微改变方向、慢慢移向岸边——那里正闪动着诱惑。20% Off、30% Off、八折、七折、人民币对港币=1:1。这些五色斑斓的印刷品,它们如此密集地被堆积在一起,在这如此密集的七天,被如此密集的参观者审视、挑拣、极有可能被装入购物袋甚至拉杆手提箱,和几本甚至几十本其它印刷品一起被运出这间大厅、消失在这座小而拥挤的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而我们这座小而拥挤的城市,在记忆中,他不是一直对这些五色斑斓的印刷品冷眼相待、不闻不问么?怎么了这是?在每年夏天这短短的、密集的七天里,他却忽然收起冷面、露出笑意,把大家招呼过来、聚在一起、敲锣打鼓、把酒言欢,想要言归于好、尽弃前嫌?他是在试图补偿一年以来欠下的感情债么?

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们在大如足球场的堆满印刷品的没有窗户的水泥大厅里穿行、逡巡,摩肩接踵,眼睛看得发花,脚走得发麻,肩膀被沉重的购物袋勒得生疼。我们就像在拥挤的街市上采购生鲜食品一样采购这些印刷品。我们人数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明天,报端将出现一个新的统计数字,我们狭小的公寓将出现几本新的印刷品。

记住这一刻,按动快门制造一张留影。此刻,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外面,阴云即将飘走,台风警报也正在逐渐失效。几天之后,这里会重新变得如一个无人的足球场般空旷无声。在那个我们无法亲历的深夜,那些余下的印刷品会被打包、装车、穿过一条条被夜雨洗刷过的空荡荡的马路被运往这个城市的各个隐秘、幽暗、潮湿的角落。它们很有可能会在那里寂寞整整一年,直到下一个台风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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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e DX 初体验

我买了一台新版的 Kindle DX 电子书阅读器。

为什么不买 iPad 呢?——估计有人会问。是这样的:虽然 iPad 是当下最时髦的电子产品(而 Kindle 最火的时候已经过去)、虽然 iPad 不但可以看书,还可以用来上网、看碟、玩儿游戏等等干很多很多很多件事儿(而 Kindle 最好用的功能只是看电子书)、虽然 iPad 是彩屏的(而 Kindle 的显示屏是黑白的)、虽然用 iPad 看电子书时界面超酷、翻页迅速(而用 Kindle 翻页时有些磨磨蹭蹭的)、虽然 Apple 是世界上最牛逼的电子产品公司(而 Amazon 只是个主打卖书的网站),但是——

iPad 提供的各种超酷功能我一个都不需要,而功能有限的 Kindle 却满足了我的一个重要需求,那就是:能够长时间地、不费眼地看一本电子书。

Kindle 和 iPad 最根本的区别其实是显示屏。iPad 的屏幕就是常见的 LCD 显示屏,你盯着它看时其实是在看无数个排列在一起的发光的小点儿,所以时间长了,眼睛肯定会累。而 Kindle 等阅读器使用的是一种叫做“E-ink”(电子墨水,或电子纸)的技术,相当于把油墨印在纸上(Kindle 的显示屏比起纸来其实更像一块不透明的磨砂玻璃),当你翻页的时候,原来的油墨被擦掉,然后它重新“打印”一张新的给你。长时间盯着印在“纸”上的油墨看,自然会和看纸质书一样,不费眼睛。

当然,如果你每次阅读的时间不长,而且经常外出走动,iPad 会很方便,几乎可以代替笔记本电脑(好友冯唐对他新买的 iPad 就非常满意),但对我来说,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虽然硬盘上存了大量的 PDF 版电子书,但很少能够在电脑上大段阅读——眼睛实在很累。

所以我买了这台 Kindle DX 。这是两款 Kindle 阅读器中的大屏版,屏幕正好和一本 32 开纸书一样大(我觉得市面上小屏的电纸书阅读器虽然携带更方便,但屏幕太小,不实用;更无法想象在 iPhone 上看书——那该多累啊!)。试用了几天,阅读感觉确实不错,连续读三四个小时也没有造成视觉疲劳。想到积聚已久的那么多 PDF 和纯文本的电子书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了,心里高兴。

另外这台 Kindle DX(国际版)还带免费的 3G 上网功能,(起码在香港)可以在任何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随时免费上网。机器里自带一个功能原始的网页浏览器,绝对达不到 IE 的水平,但可以凑合着上一些以文字为主的网站,和用手机上网差不太多。

写到此处感觉有点儿像给 Kindle 做广告了。那好,让我来提醒动心的朋友们:这东西有它的局限性,不要贸然下单。首先,Kindle 本身不支持中文,网上能找到汉化包,但汉化并不简单,也有风险(我本人还没试过)。在汉化之前,中文电子书(除了扫描版的 PDF 和本身内嵌字体的中文 PDF)都看不了,用它来上中文网站也没戏,而且,Kindle 不带中文输入法,无法输入中文。另外,用 Kindle 看电子书时翻页不是很爽,虽然看小说时不成问题,一页一页往下翻就是了,但如果这本书你想来回来去查找内容,就很头疼(Kindle 的设计师在这一点上显得有些愚蠢)。

目前我主要用 Kindle DX 来看扫描版的中文书(下图为竖排版的《古文观止》扫描版)和英文小说,很舒服。

毫无疑问,电子书必将改变我们的阅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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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为何如此“邪恶”?

(刊于2010年7月11日《上海书评》)

  1957年,诗人兼文学评论家T. S. 艾略特读到一本名叫《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and Other Stories)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名叫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这本书里有几篇小说让艾略特感到“毛骨悚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评价这位文学新人:“可以肯定,此人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天赋,才艺当属一流,可是我的神经不够坚强,实在承受不了太多这样的搅扰。”如今,奥康纳已经去世四十多年,《好人难寻》中收录的几篇小说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此书的中译本已于今年出版。

  对奥康纳的小说感到惊愕的绝不止艾略特一人。“邪恶”——这两个字不但是《好人难寻》中译本腰封上最惹人注目的字眼,也是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国内读者提及奥康纳时最偏爱的形容词。人们谈论奥康纳的“邪恶”时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她塑造的人物往往道德败坏、行为邪恶;另一层意思是说这位作家本身可谓邪恶——她似乎极度冷血,写的故事充满暴力,经常安排弱者惨遭厄运,对笔下的人物没有丝毫同情:在标题小说《好人难寻》中,一家老少六口开车出门旅行,不料遭遇三个在逃的歹徒,全家人惨死路边,无一幸免;小说《河》写一个三四岁的城里男孩被保姆带到城外河边参观布道,还接受了洗礼,次日,男孩只身跑到河边,想要亲身实践“在生命的深河里漂流,进入基督之国”(前日牧师所言),却被河水无情地吞没;《救人就是救自己》讲一位老妇人把自己的智障女儿嫁给了一个看上去好心而且能干的流浪汉,流浪汉修好了老妇人家里熄火多年的旧车,说要携妻子驾车出游,却在途中将智障的妻子丢下,独自开着骗到手的汽车一去不归。

  阅读这些小说,读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康纳想要展示的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丑陋、上帝的隐退、宗教的无能。这些故事几乎都止于悲剧或者不幸,少有“光明”的结尾——看来这位作家不仅邪恶,而且相当悲观。

  奥康纳为何如此“邪恶”?为了找出答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她的生平、关注她的言论、搜寻对她作品的各种评论和解读。随着线索的不断积累,问题的答案未必能被找出,但原来的结论却很可能被彻底推翻。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误读”奥康纳,很多困惑得以消除,可是新的困惑又接踵而来……

  

  对于理解奥康纳的小说,“邪恶”并不是最合适的关键词。假如我们非要使用关键词来标注这位作家,那么另外两个可能更为贴切: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天主教”。

  奥康纳于1925年生于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本科,并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当她于1946年去著名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进修写作时,她的南方口音如此浓重,以至于初次和导师面谈时导师不得不让她把想要说的话全都写在纸上。早在奥康纳十五岁时,她的父亲因为染上红斑狼疮而过早辞世,而她本人在二十六岁时也被确诊染上同一种病,据说只能再活五年。为了养病,奥康纳回到南方的故乡,和母亲一起在佐治亚州的农场生活,一直坚持写作,还饲养了上百只孔雀(《好人难寻》中译本的封面图案是一支孔雀翎)。她终生未婚,三十九岁去世。

  奥康纳一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三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收在《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和《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中。

  奥康纳在作品中描绘了美国南方的风物。《好人难寻》中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南部的乡下,其中至少有四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生活在农场上的母女(丧偶、守旧的老妇人和她性格孤僻的女儿),这些人物身上大概有奥康纳和她母亲的影子。奥康纳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南方特色,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如果有机会阅读英文版,读者可能会从很多对话中读出美国南方口音,比如《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圣经推销员说:“You ain't said you loved me none.”(“你还没说你爱我呢。”)、“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love me or don'tcher?”(“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爱我。”)

  奥康纳的小说常被归类于“南方哥特式小说”(Southern Gothic)。这一流派是哥特小说在美国的分支,开山鼻祖包括十九世纪的爱伦·坡、霍桑和安布鲁斯·毕尔斯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威廉·福克纳对此风格加以创新,使之重新流行,之后更有田纳西·威廉姆斯、杜鲁门·卡波特、考麦克·麦卡锡、卡森·麦卡勒斯和奥康纳等人被评论家一并归入这一流派之列。和传统的哥特小说相似,“南方哥特式小说”常常弥漫着恐怖、荒凉、神秘、腐朽的气息,情节中也不乏暴力、邪恶、阴暗、离奇的成分。然而,从福克纳开始,这些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他们借用这种小说形式来反映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贫困、愚昧、暴力等社会问题。

  “南方哥特式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怪诞”:出场的人物往往外形古怪、性格反常、行为乖张;故事的发生地往往破落、封闭、充满不祥之兆;故事情节往往荒诞、离奇,甚至充满暴力。这些特点在小说集《好人难寻》中都有所表现。这本书中经常出现躯体或身心有残缺的“畸人”:《救人就是救自己》的主人公是只有半截胳膊的流浪汉,他的妻子是天生智障;《圣灵所宿之处》中出现了一个阴阳人;《善良的乡下人》的女主人公安着一条木制假腿。暴力和不幸事件在书中反复出现:残杀、溺水、大火、猝死、抢劫、车祸,等等。《好人难寻》一书收有十篇小说,全书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说死掉一个。

  对于这些夸张的写法,奥康纳解释说:“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

  

  奥康纳于1950年代出现在美国文坛后,她的才华立刻受到了评论界的肯定。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奥康纳小说的解读止步于“南方哥特式小说”,不论是文学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几乎没有人觉得这些小说除了表现人性的阴暗以及偶尔触及一些南方社会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任何深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注意到,奥康纳本人是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的小说似乎与宗教有关。奥康纳去世后,她的一本随笔集和一本书信集相继出版,在这两本书收录的文字中,奥康纳不但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本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她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她自己的一些小说做了详细的解读。于是,读者和评论家们发现:几乎奥康纳的每部作品都有宗教含义,而自己长久以来对她的那些小说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是“误读”。

  奥康纳出生、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都坚定地信仰天主教,似乎没有经历过任何信仰危机。她说:“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统教派的立场上看世界的。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集中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世间万物在我的眼里无不与此有关。”

  然而,读者难免对此心存疑惑。一般人会认为,宗教小说家写的小说肯定充满宗教色彩,要么是为了证明作者的信仰,要么是为了呼唤读者对这种信仰的热情;即使不那么直露,至少也会通过小说让读者对其信仰产生一些好感。可是,读奥康纳的小说,我们不但很少发现这方面的尝试,而且读后的效果往往恰恰相反。小说集《好人难寻》中多次出现牧师、圣经、修道院、洗礼等和宗教有关的事物,可是它们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甚至往往导致厄运。例如:面对歹徒,小说《好人难寻》中的老妇人最后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结果却遭了三枪一命呜呼;《河》中那位牧师充满隐喻的布道恰恰是导致小主人公最后溺死的原因……难道奥康纳指望人们读了这些故事之后受到感化进而皈依天主教吗?

  事实上,奥康纳的小说在早期甚至遭到过来自宗教媒体的批评,一篇刊登在天主教杂志上的评论指责她的小说是“对《圣经》的粗暴否定”。然而,在奥康纳看来,小说绝不应该是宗教的宣传品。受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影响,她坚持认为:严肃的天主教小说家并不需要承担在作品中宣扬宗教的义务。她说,小说家“不应该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变或扭曲现实”,“如果作品在完成后让人感觉作者采用欺诈的手段篡改、忽略或扼杀了相关的情节,那么不论作者的初衷如何,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在美国南部,大部分基督徒信奉的是新教,而非奥康纳信仰的天主教。在她眼中,南方的宗教是一种缺乏正统教义指导、时常盲目地自作主张、让人感觉“既痛苦又感动,还有些狰狞滑稽”的宗教。所以,从奥康纳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作者对南方新教徒的某些讥讽。

  既然绝非宗教宣传品,那么,出自这位天主教作家的那些貌似“邪恶”的小说到底在试图向读者传递些什么呢?

  假如作者保持沉默,这个问题大概一直难以得出定论。好在奥康纳本人对此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她告诉我们:“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又说:“每一篇出色的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绝。”

  在这里,奥康纳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说的钥匙,这把钥匙上刻着“天惠时刻”(Moment of Grace)这几个字。在她的小说里,尽管大部分时间故事里的人物都被堕落、自私、愚昧、自负、欺骗或冷漠所掌控,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往往在接近小说结尾处),奥康纳会安排上帝的恩惠(或曰天惠)降临到他们身上。在这圣灵显现的一瞬间,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启迪,进而达到某种“顿悟”,他们也许会接受这一天惠,也许会拒绝它,但不管怎样,这一灵光闪现的“天惠时刻”会使他们的内心发生改变。

  这一时刻又是如何到来的呢?面对这个问题,奥康纳又将另一把钥匙递到我们手中,这一把钥匙上刻着的字是“暴力”。她说:“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天惠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她接着说:“一个人要想重新面对真实世界,他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个观念对于平常读者来说很少有人理解,然而它却蕴含在天主教徒的世界观之中。”

  

  手握来自奥康纳的两把钥匙,让我们试着打开通向她的小说核心的大门。有必要事先声明:这扇门并不通向我们以往常走的那条路,我们也未必从心底里完全接受这条路线图,可是,既然我们对钥匙的主人如此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她指引的方向走上一遭呢?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写一家六口人驾车去佛罗里达旅行。老太太显然是故事的主角。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老太太有点儿自我中心,还爱打小算盘:为了去见老熟人,她想方设法劝一家人改变原来的计划去东田纳西;因为不舍得丢下猫咪,她偷偷把它藏在篮子里带上了车;想去看看年轻时到过的一座种植园,她就骗全家人说那座宅子里暗藏财宝;自己踢翻了藏猫的篮子导致车翻进沟里,她却忙说自己受了内伤,以求获得同情、不受责难。也不难看出,这位老太太颇爱虚荣:她上路前打扮得整整齐齐,因为她想“万一发生车祸,她死在公路上,所有人都能一眼认出她是位有品位的太太”;聊天中提及自己年轻时的追求者,她说自己本来不介意嫁给他——“谁让他是位绅士,而且在可口可乐的股票一上市时就囤了不少呢?”老太一路喋喋不休,还爱发表议论,但是她的论调几乎全是未经真正思考的肤浅的陈词滥调。在餐馆里,店主感叹说:“这年头都不知道该信谁。”老太太立刻接话:“人心不古啊。”店主提到自己让人赊账加了油,后悔“我干吗要那么做呢?”老太太想都不想立刻说道:“因为你是个好人!”

  在小说的后一部分,以“格格不入”为首的三个在逃犯出现在车祸现场。也许正是因为老太太喊出“格格不入”的名字,才最终导致全家被杀。这一部分故事的前景是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对话,她试图说服对方改邪归正、莫开杀戒,而在背景里,另外两个逃犯正把她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拖到树林里杀掉。仔细阅读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对话,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从老太太嘴里说出来的话依然是肤浅的套话,相比之下,“格格不入”的言论听起来更像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反倒显得更加深刻。老太太先是重复盲目、虚伪的奉承,眼见亲人一个个被杀,她又下意识地试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可是因为她从未对宗教作过真正深刻的思考,所以嘴里说出来的只是些“要是你做祷告的话,耶稣会帮你”这样空洞无力的套话。这番话倒是引出了“格格不入”的一段充满虚无主义色彩的陈词,他的人生哲学是邪恶的,但是他说出的一番话却是坦诚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绝非老太太那种人云亦云。在小说的结尾,亲人已全部被杀,独自面对“格格不入”(此时他穿着从被害的儿子身上扒下来的运动衫),老太太做出了一个异样的举动——

  她低声说:“哎呀,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她伸出手去摸他的肩头。“格格不入”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当胸冲她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奥康纳交给我们的两把钥匙此时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当的声响。很多读者会认为:老太太最后的那句话和那个抚摸的动作是她为了自救而使出的最后一招,“格格不入”因为受不了她的肉麻而将其击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此时此刻正是老太太的“天惠时刻”,在暴力的强烈冲击下,她忽然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自己对面的“格格不入”,她突然顿悟了,发现自己本质上并不比这位逃犯高尚,她以前肤浅的价值观忽然被一种大爱所代替,于是她对身穿自己儿子衣服的“格格不入”说出了整篇小说中她说过的唯一一句真诚的、深刻的、发自内心的话:“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而这一时刻对于“格格不入”来说也是一种“天惠时刻”,虽然这位冷酷的虚无主义者并没有接受这一天惠,而是本能地开枪杀死了老太太,但是,这一时刻仍然撞击了他的灵魂,并有可能改变他的一生。在小说结尾,这位刚才还在宣称“不干点儿坏事儿就没乐趣”的逃犯此时却对他的同伙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而接受了“天惠”的老太太虽然结束了生命,但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超越了自己,她死去时已经不再是小说开始时那个自私、虚荣、肤浅、伪善、自以为是的人,她“像孩子一样”,“面孔朝向无云的天空微笑着”死去了,她应该能在天堂里享受快乐。

  以上基本就是奥康纳本人对这篇小说的解读(至少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她还建议:“在这篇小说里,读者应该格外留意的是上帝的恩惠对于老太太的灵魂的作用,而不是那些死尸。”在小说中,“格格不入”杀死老太太以后对他的同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她可以变成个好人的,”“格格不入”说,“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

  这句话更像是奥康纳本人借“格格不入”之口说给读者听的。因为她相信,暴力往往是通往“天惠”的途径。

  由此看来,我们并无理由指责奥康纳对她笔下的人物过于“残忍”,因为,不管她如何无情地讽刺他们、淋漓尽致地写出他们身上的缺点(或曰“罪”),她都会最终安排“天惠时刻”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她其实对他们充满同情。

  同样的两把钥匙(“天惠时刻”和“暴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通往其他小说的门。《善良的乡下人》也是一个初读有些残酷的故事。主人公胡尔加是一个和母亲一起在乡下农场生活的三十二岁的老姑娘,她拿到过哲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无神论者,因为童年时的一起意外,她一直装着一条木制假腿。一天,家里来了一个推销圣经的“善良的乡下人”,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基督徒。也许是欲望的趋势,也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无神论信念,胡尔加决定勾引这个在她看来相当迂腐的乡下人。可是,当他们真正开始约会,胡尔加却发现对方其实是个表里不一的骗子,他坦言自己“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在小说结尾处,胡尔加不但受到了精神上的重创,而且被骗子抢走了她的假腿(这一情节显然相当怪诞)。然而,按照奥康纳为我们提供的思路,这个兼有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时刻对于胡尔加来说正是她的“天惠时刻”:她的自负遭到了重创,她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观念受到了动摇,她惊愕地对圣经推销员说“你是个基督徒!”——在这一刻,她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并非什么都不相信,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对宗教的依赖其实一直埋藏在心底里,这一发现无疑会改变她的生活。

  我们也不难在奥康纳的其他小说里发现“天惠时刻”。在小说《河》中,小主人公被河水吞没的时刻正是奥康纳为他安排的“天惠时刻”,她想让我们相信,这个小男孩得到了启迪,他终于摆脱了以前生活的那个充满铜臭和空虚的世界,真的“漂到了基督之国”。在某些小说中暴力并不是“天惠”的直接催化剂(或者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在《救人就是救自己》的结尾,是那个搭车男孩的咒骂(可以算作语言上的暴力)和他的跳车行为带来了主人公史福特利特的“天惠时刻”;在《人造黑人》中,是撞人事故之后爷孙两人共同面对的那座“人造黑人”雕像引出了这篇小说里的“天惠时刻”:这座雕像“在他们共同失败后让他们聚拢在了一起。他们都感到它像一个怜悯之举消解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直至此处的分析其实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假如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可能会开始讨论“格格不入”所开的三枪和基督教“三位一体”概念之间的联系、分析“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中的那条蛇在伊甸园中的渊源,接下去我们可能会去探讨《火中之圈》里的三个纵火男孩和《旧约·但以理书》中的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相似之处,而《善良的乡下人》结尾处那句“他蓝色的身影在一片绿迹斑斑的湖面上方奋力前行”,难道不会让人联想起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身影吗?

  问题是,即使奥康纳并不介意我们走得这么远,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愿意继续走下去呢?

  

  不论如何,至此大概可以肯定,奥康纳并非如我们想象般的“邪恶”。曾经“误读”她的读者大可不必顿生挫折感——这些小说问世之后不是有那么长时间连文学评论家们都“不得要领”吗?

  奥康纳交给我们的钥匙显然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假如你是一个并不认为死后存在来世、并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的读者,《好人难寻》和《河》的结局对你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悲剧——一位老者被歹徒枪杀、一个男孩被河水淹死,两条生命已经不在,那么所谓的“天惠”还有什么意义?

  文学评论界的新批评学派(恰巧T. S. 艾略特也是其中一员)认为:要理解一篇文学作品,全部答案就在作品本身,除此之外,作品的背景、作者的创作意图等等文字之外的因素都应该被排除在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欣赏奥康纳的小说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她对自己的小说作何解释。当然,这种观点听起来未免过于极端——对作品感兴趣之后我们必然会关注作者,而当关于作者的资料摆在眼前,难道你想让我们假装视而不见?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十分明智地打个折扣,然后承认: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其他一切均属次要。

  当我们的视线沿着一行行精彩的文字向前移动,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凭借任何来自文字以外的帮助就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小说写得真是好看!

  奥康纳在世时曾经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一位学生,她在信中向这位作家求教:到底应该从她的小说里读出什么样的启示?奥康纳在回信中是这样建议的:“忘掉‘启示’,试着去享受阅读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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