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纸之书,阅读之器

(刊于《南方都市报》)

对于嗜书如命、藏书成癖、讲究版本、在乎品相的“高端”读书人来讲,电子书大概并不具备多少魅力(至少眼下如此)。且不说这玩意儿无法提供纸质书的触感与墨香、不能承载装帧之美、起不到装饰房间的作用,单是“电子”这两个无味的汉字就足以令雅士扫兴,至于“电子书阅读器”这个词就更别提了,任何谈论读书的美文大概都会被“阅读器”这三个字搞得毫无情趣。

然而我却拥有两台(请注意“台”字是多么的缺乏诗意)电子书阅读器——一大一小两台 Kindle ——并且发自内心地喜欢它们。

假如你像我一样,六年内搬了六次家,近到跨街,远到跨国,总距离可以绕地球半圈儿,你可能会意识到:那些架上的藏书,它们不只是一笔财富,其实也是一个负担。想想它们经受的一次次装箱、拆箱、在路上漂泊之苦,想想你那个实用面积不甚令人满意的居所,你也许会开始考虑个人藏书“电子化”的可能性。试想一下:假如你可以将上千本藏书装进一台体积小如一个硬皮笔记本的阅读器,那么,不但你在搬家时可以减少百分之五十的托运行李,而且,你可以将满满一屋子的书随时、随身携带,在地铁里、在飞机上、在街对面或者地球另一边的咖啡馆里,你不但可以坐拥书城,而且坐在哪里都能拥有一座书城。

电子书的好处不仅如此。对于常买英文原版书的我来说,Kindle 帮了不少忙:首先是冷门英文书现在容易搞到手了(很多即使是在国外书店里都很难找到的书如今在亚马逊网站上都有电子版出售),其次是买书便宜了很多(电子书的价格本来就低于纸质实体书,而纸质书从国外运到本地的外文书店,价格还要再次加码),再有就是买书的速度大幅度提升(只要按动几个键,一本当天刚刚在美国上架的新书就能在几十秒之内下载到你的 Kindle 上)。此外,用 Kindle DX(大号的Kindle)阅读 PDF 版的图书十分悦目,而 Kindle 的字典功能比起查阅实体字典要方便很多倍(只要把光标移至屏幕上的某个单词,它的解释就会出现在屏幕下方)。

当然,当下的电子书阅读器离完美还差很远。Kindle 的“电子纸”屏幕目前仍处黑白阶段,无法显示彩色,翻页速度有待提高(用 Kindle 读小说还算方便,但是用它来读那些需要前后来回翻页查找的参考书就会把你累个半死)。但是不要忘了:一门新技术出现之后,只要有足够大是市场,总会有人出来把它弄得越来越好用、越来越漂亮。

对于电子书的忧虑很多来自于出版界。电子书太容易被复制、被盗版,这一点不容否认(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但我并不替我出版界的朋友们担心,因为不论电子书还是实体书,总归还是要需要有人来出版、发行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真正担心的是书店的命运。假如越来越多的书变成无形的电子书(以至于将来可能只有电子书而没有实体书),那么我们周围的书店难免日趋没落。走进一家灯光柔和、明亮的书店,看到一架接一架有着五颜六色封面的书,在这些书的包围中游走、驻足、翻阅,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体验。假如这种体验因为电子书的流行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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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治的《水城台北》

台湾作家舒国治的书我以前并没有仔细读过。像《流浪集》、《理想的下午》这样的散文集,它们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封面——那些封面上书名、副标题等处使用的字体实在是古雅漂亮。当然,当我在书店里捧起这些书,仔细端详、欣赏完它们的封面之后,也会翻看内页的文字。印象中,那是一些淡雅的散文。华人作家的散文大多追求淡雅。所以,没有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本《水城台北》却有所不同。我猜想之所以这本书吸引了我,也许和我初读这本书的地点有关:我当时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坐在台北市信义区一家书店的三楼,伴着一杯咖啡在这本散文集里浸泡了好几个小时。

这本书写的自然是台北。林林总总、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台北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九十年代,台北的街区、马路、巷弄、公车、居民。这本书里的文字不再淡雅。一篇淡雅的散文大概不会花上五页纸、不使用任何形容词地详细罗列台北市五十年代中期二十六条公车线路途径的主要街道、悉数此城六十年代主要“观光饭店”的名字和地址、如私家小店的记账簿一般一丝不苟地记录一个又一个小食品的名字。

可是这些时而纷杂得近乎琐碎的文字却吸引了我,一个异乡人。这座城市五十年前的街道名称、公车路线、当地人常去的戏院当然都与我无关,然而,在这些不厌其烦的讲述、琐碎的罗列背后,我隐隐能够感觉到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同一位作者写下《理想的下午》、《流浪集》中那些文字时的感情大概有所不同:那些文章,是一个出门游历的人写眼中的他乡;而这本书,写的是此人自己生长、久居的故乡。我想正是这种身份的转换,才使得这本书读起来感觉如此不同,这些文字不再是一篇一篇的淡雅,这些文字五味杂陈、情感复杂,不管是感怀唏嘘还是冷言调侃,读起来都有着更为丰富的滋味儿。说白了,这些文字更有感情。

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台北并不很美,而且“无景”。舒国治形容在台北遨游“只有伫足、没有去处”,这座城市的居民“必须重新自创美感”,“就像照相馆一样,台北人的身后布景,得由自己想像”。然而,这种“只有伫足、不究去处的台北模样,于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与习常”,“总觉这类景意有一袭自年少便感时时厌蔑而随着岁月增老却又乐于随兴揣想之无边迷人”。

如上句所示,舒国治的遣词造句属于半文半白(此人的文章如果用依赖于常用词联想的拼音输入法来录入的话估计会累个半死)。用这种文字风格写作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得法,很可能显得装腔做作,搞得满纸迂腐气,可是一旦运用得当,不但可以平添古雅,更重要的是,还可能给文字增添一种铮铮的劲道(我个人一直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古文比白话文其实更硬朗,而不是更绵软)。

与其它几本游记散文不同,舒国治在这本书里的句子更注重铺排,也更有气势:

台北市。不知从何说起。站在后阳台,隔着你家的铁架窗框与他家的铁架窗框,人被拂送着台北的生活真相,一阵一阵。每家的抽油烟机争鸣斗放,而两公尺外还晾着内衣裤。这里是生活的最激烈面,葱蒜的爆香气交杂着吼骂孩子的声音;热水器点燃火苗的一轰一隆,伴随着洗衣机空隆空隆的原地打转。人知道,是这里,没错,台北市。

台北曾经是一座“水渠密布、水田处处”的水城——这一史实大概外人很少知道,而在舒国治看来,“四十年来台北最大的改变,我以为可得一句话:由水城变成陆城”。《水城台北》这本书收集的,正是这个数十年转变过程之中的城市记忆。

我曾不止一次发现,很多作者,一旦当他们动笔写自己生于斯、长于斯、日日相见、多年厮守、以至于不知到底是爱还是恨的那座城市,他笔下的文字会忽然变了一副模样,忽然厚重了很多、深远了很多,那些文字会忽然着了魔似的,让人可以沉浸其中,并有所触动。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外乡人,我愿意去读那些出自适当的作者之手、细述一座与我毫不相干的城市的文字。《水城台北》就是一个实例。

(《水城臺北》,作者:舒國治,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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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看见我了》书评:打中部分人的心脏

读阿乙的小说,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的小说里有灵魂。(她说:“灵魂是俄罗斯小说的主要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更具深度、更有分量”。)阿乙的小说里透着一股罕见的力量,当我试图追溯这种力量的来源,我发现我不得不借用伍尔夫用过的这个词:灵魂。

翻开这本名叫《鸟,看见我了》的小说集,扑面而来的是一些类似于通俗小说、法制文学的故事。全书十篇小说中有一半涉及杀人案,血腥场景比比皆是,其中有几篇的叙事结构基本采用了探案故事的形式。而这些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边远的乡镇,出场人物是警察、妓女、落魄的小城教师、困居乡野的文艺青年、罪犯和疯子。我们先是被这些底层人物和他们的离奇故事所吸引,而当我们深入其中,就会渐渐发现,这些小说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对好奇心的满足,我们感觉到一些深层的、沉重的、宏大的、令人唏嘘、感动甚至震撼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身陷其中,隐隐感觉到某些位于内心底层的部位受到了触摸。

《巴赫》和《情人节爆炸案》可以说是两篇带有“欺骗”色彩的小说。《巴赫》写的是一位小城退休体育教师的失踪,通篇的叙事风格冷峻如新闻报道,整篇小说近四十页,读者直到读完前三十页可能也看不出这个故事除了猎奇之外还有什么其它意思,然而,小说在最后十页突然峰回路转,随着一段往事浮出水面,你会发现:原来这是一篇写人性压抑、写爱情的小说。《情人节爆炸案》更加“过火”,全篇近五十页,而读者一直要读到最后四页可能才会明白这篇小说写的到底是什么。

阿乙笔下的乡镇、小城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有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在当下的国内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当属少见。时下的中文小说中不乏“关注底层”的作品,但大部分作者似乎并没有找到或提炼出一种恰当的叙事“腔调”,他们的文字读起来不真实、不对劲儿、不好看。阿乙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异数,他的文字洗练、冷峻,该克制的地方能够克制,该喷薄的时候可以喷薄。这位作家的文风是一种有趣的混合体:有时是干净利落的白描式短句(如《鸟看见我了》、《两生》),从中能读出一些古代白话小说的底蕴,有时又是澎湃张扬的复句和长句(如《先知》),明显带有翻译小说的味道。

比较奇怪的是,这两种文风有时候会在同一篇小说中不按常理地混搭在一起。例如书中有一篇题为《隐士》的小说,前半部分描写乡间风物,文字风格基本是中式白描,后半部分是一个因失恋而发疯的乡下看山人的大段独白,而此人嘴里吐出的话竟然是翻译体式的,文字华丽繁复,几乎不像口语(“她以前的笑好像是在阴暗的冰地打开一朵灿烂的光,现在却是压着忧伤。”)。这种文风转换很可能被明眼人批评为一种缺陷。同样,明眼人会指出,在《意外杀人事件》中,小说从开头起一直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接连写了六个不同人物的故事和内心活动,可是,在接近结尾处,小说中忽然冒出来一个“我”,变成第一人称叙事了——这个 Bug 难道不是十分明显吗?除此之外,这本书中很多小说的结构看起来近乎“畸形”:读完《巴赫》,可能一些读者会感觉中间那段长长的营救故事和真正的主题无关,完全没必要写得那么长;而在另外几篇小说里,作者会因为情节需要在中途非常“突兀”地引入一个次要人物,而当这个次要人物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作者又会非常“突兀”地让这个人从此消失。而且,细心的读者不难发觉,这本书里有好几篇小说根本找不出“主要人物”——零零碎碎写了好几个人,但到底谁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呢?

以上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风格”。小说本身一个重要的特征和功效就是“陌生化”,而达到陌生化的手段其实很多,奇异的语言、打破常规的结构也是其中之一。我喜欢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家。在我读这本小说集的时候,这些“怪异”之处其实加深了我对这位作者的兴趣,增添了这些作品的魅力。

然而,这本小说集最吸引我的并不是它的技术层面(事实上,书中有几篇小说存在着一些真正的问题:比如,作者有时在情节上过度依赖于巧合;《火星》、《两生》这两篇有骨无肉,流于苍白;而有些小说读起来略显松散)。我感觉,阿乙的这些小说带有一种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并非迎面一拳、直刺一刀,它更像一只无形的暗手,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抓住你、掌控你,让你感到震颤。

阿乙的上一部小说集取名为《灰故事》,其实这个名字如果被用于这本书也十分合适。此书的十个故事无一例外,全是灰色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书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处于社会底层、被蹂躏、被扭曲、性格软弱窝囊的小人物。然而,作者刻画这些作为弱者的小人物,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博取读者对他们的同情(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值得同情),我觉得,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想要向我们展示的是这些作为弱者的小人物在生命中某一瞬间所爆发的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能量。这种因长期扭曲而积聚起来的、来自于弱者的能量往往十分骇人,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这种能量通过连环杀人爆发;在《情人节谋杀案》中这种能量通过引爆炸药爆发;在《先知》和《隐士》中这种能量通过癫狂爆发;在《巴赫》中这种能量通过逃离爆发。这些爆发对于这些弱者改变自己的命运基本上无济于事(所以这些故事都是悲剧),但是,在这爆发的一瞬间,我们忽然看到了这些窝囊的弱者内心深处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灵魂。

这种有灵魂的小说是有力量的小说。能够写出这种小说,大概需要作者具有足够的沉积、足够的情怀、足够的诚实、甚至足够的寂寞。作者阿乙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出乎意料地让人感动(我很少被一本书的前言打动)。这位一度在边远乡镇做警察的年轻作家说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羞于承认自己是写作者,但他坚持在暗中写作,“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一半的生命是坐牢,一半是挖地道”。他说,“我仍旧走在黑夜里。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他说,“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

我觉得这件事阿乙绝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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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责备》书评:戴着墨镜遥望远方

(刊于2010年11月2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假如读者对周云蓬一无所知,打开这本名叫《春天责备》的文集,随意翻阅其中的诗歌和随笔,他(她)不一定能想到:作者是一位盲人。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诗句很多画面感强烈、色彩鲜明:“雪白的马齿咀嚼青草 / 星星在黑暗中咀嚼亡魂”、“闪电 / 像白炽灯 / 长久地悬在头上”、“黑草原上燃烧起靛青和硫磺 / 火车出轨狼烟遍地 / 兀鹫的羽毛纷飞”;而书中的随笔常常谈到长途旅行:“一九九六年,我去了青岛,之后乘船去了上海、南京、杭州;后来又去了泰安,……一九九七年是属于南方的,这一路有长沙、株洲、岳阳、奉节、白帝城、宜昌等等。”这些都不禁让人在沉浸于文字之余生出一些好奇:一位失明的诗人如何看见诗中的画面?一个失明的旅人如何感受异乡的新奇?

如果你去北京,在一个车水马龙的夜晚穿街走巷,拐进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吧,找张小桌子坐下来,你很可能在这个略显萧条的地方碰上周云蓬坐在离你几米远的地方唱歌。你看见一个魁梧粗壮的男人,顶着一头披肩长发,脸上架着一副宽大的墨镜,手里抱着一把木吉他,在那里悠然独唱。你会听到如诗的句子:“千钧一发的呼吸 / 水滴石穿的呼吸 /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也会被他的幽默感染:“五月一号的北京 / 人人都很讲卫生 / 就怕阿拉善来了沙尘暴 / 把所有白领吹成灰领了……”。

如今,周云蓬最著名的身份是民谣歌手(“最具人文气质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经过数年的摸索和漂泊,他的名字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这时候,出版一本文集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而这本《春天责备》不但可以让喜欢周云蓬歌声的人更加了解这位歌者,而且,它也向众人展示了这个正步入四十岁的男人的另一种身份。

周云蓬的歌词常常让人惊艳、过目不忘。阅读本书收录的诗歌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歌词能够达到如此境界了——原来写歌的是一位诗人。就像那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 /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 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 / 普天下所有的水 / 都在你眼中荡开”——这种歌词恐怕只有一个纯种诗人才能写得出来。

《春天责备》的散文部分大多属于“随记”性质,文字平实、简洁、不加雕琢,很多大概是一次完工,有几篇让人感觉作者写至尽兴处不想再往下写时也就及时煞笔,并不屑于非得去弄一个“完美”的收尾不可。书中提到周云蓬在长春大学读中文系时“教人弹吉他,以此换取学生为我阅读一小时书籍”,“选的书都是一些名著……但世界名著的确容易让人犯困,可别人读得辛苦,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即使在温饱经常不能保障的“北漂”时期,周云蓬也“热衷于《圣经》、舍斯托夫、克尔恺郭尔、基督教神学,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和朋友“办民间刊物《命与门》,里面除了刊登诗歌、随笔、小说,还从《圣经》入手讨论‘虚无’和‘虚无主义’”。一九九五年周云蓬搬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邻居是一批穷困的画家和诗人,大家“见了面,没说两句就谈到艺术。你要是画画的就争论起来了,要是搞文学的,就:我,卡夫卡,你……”。

这本书里有一篇题为《差一小时到明天》的散文,是我所见过的把“上厕所”这件事写得最让人感动的文章。此文描写作者每天半夜十一点手持盲杖、穿过寒气森森的小巷去“全北京最简陋的公厕”方便:“厕所中算我并排蹲着三个人,都埋头干着自己的事情,由于离得很近,彼此的衣服窸窸窣窣摩擦着,巴不得快点结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作者回忆起小时候姐姐带他上厕所时在外面等他的情形:“‘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回忆起十年前住在圆明园时的一次半夜迷路,那一次他的盲杖曾经连续三次敲到路边荒草中的同一只大铁桶。如今,小巷里一条狗的叫声成了他辨认方向的帮手。“十一点了,我在公厕里。……昨夜那只狗叫了吗?好像没有,可我现在蹲在这儿,说明我昨夜还是回去了。这就够了。……可今夜,狗叫得格外的响,我不能装糊涂,找不到家。已经没有机会迷路了,况且天这么冷,况且我都快三十了。”

一位文字足以感人的作家未必把“抒情”当成自己的全职工作。读周云蓬的随笔,你会发现,作为一位失明者,此人并没有抓住自己的“坎坷经历”不放,借以唏嘘、感伤、催人泪下或催人奋进。相反,本书随笔中的“纯抒情”部分其实篇幅很少,我们读到更多的则是心态安详、口气平和、甚至时而略带幽默和揶揄的记述性文字。周云蓬的文字让人感觉这个人虽然看不见他的周遭,但他对周遭的关注似乎超过了对自己本身的关注。这种态度在大处体现于他能写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底层人群的歌曲(如《中国孩子》、《买房子》、《黄金粥》、《失业者》等),在小的方面则体现在他的文字中对细节的敏感性以及对他所到之处、所遇之人的浓厚兴趣和细微观察。这种态度,假如不是天生,大概也是要经过一番修炼才能达得到的。

《春天责备》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既有空灵、抽象、提纯、唯美的文字,又有对喧杂凌乱、尘土飞扬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周云蓬的这些文字,还有他的那些歌,它们是诚实的文字、诚实的歌。在诚实面前,有时候技巧倒显得并不是十分重要,这就像当你动用你的全身心去体会、感知的时候,视觉也显得并不是那么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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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读完的小说

我觉得我在读书方面患有轻度的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经常一本书开了个头就看不下去,扔在一边。这件事一方面证明我不适合做书评人,另一方面好像可以解读为:那些我从头到尾看完了的书应该不会太差。当然,被我半途而废的书也并不一定写得不好,很可能是因为我的欣赏水平有限、欣赏趣味欠佳。遗憾的是:一本书如果没有读完,你就没有资格写书评。这条原则我基本上一直恪守。不过,“这本书我没读进去”本身似乎也是一条有用的信息,也可以被列入书评的范畴。那么,这次让我来做一个尝试(这种尝试不会经常发生),谈论一下那些我并没有读完的小说:

1. 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英文版)

我是大卫·米切尔的粉丝,对《幽灵代笔》和《云图》极其喜欢,所以,这本新书的英文版一上架,就不假思索地买了一本。但这本 469 页的小说读了 200 页就中途搁置,失去了兴趣。窃以为,米切尔的过人之处在于善于模仿各种不同的文字风格,当他在一本小说里变换不同的风格(如《幽灵代笔》、《云图》),你会看得眼花缭乱、大呼精彩。而在这本小说里,米切尔似乎决定暂时放下另外十七般武艺、一门心思地去鼓捣一种单一的风格——历史小说。绝不能说这部小说写得不好——此书从各方面讲都是上乘之作(曾经入围今年的布克奖初选),但是,对于“米粉”来说,这本小说缺乏那种让人一激灵的惊喜。从叙事语言方面分析,整本书都是第三人称叙事,遣词造句当然仿古仿得像那么回事儿,然而那种电影剧本式的短促的描述性段落读多了难免显得单调。我还是更喜欢米切尔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一句话总结:这是一本颇见功力的历史小说,可就是看了不来电。


2. 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的《C》(英文版)

《C》打入了今年布克奖的决选,曾经是该奖揭晓前获奖呼声最高的作品之一。《卫报》等刊物介绍汤姆•麦卡锡时一律使用“实验小说家”这一称号,而从该书上架前的书评来看,《C》似乎应该很像品钦的《V》——够大气、够怪味、够有趣。可是,在一个算是比较精彩的开篇之后,这本书越看越让人打哈欠。我是在读了 100 多页后决定放弃的。真不明白为什么麦卡锡被称为“实验小说家”,难道是因为这部小说里描写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此书的叙事语言繁复,用词华丽,读起来显得刻意而雕琢,给人以卯足了劲儿拍大片儿的感觉。可是,书里的人物形象苍白,缺乏深度,而其情节骨子里仍然是俗套,并没有什么想象力和吸引人之处,和当初的期许落差颇大,令人失望。(但是,后来我读了麦卡锡的处女作《Remainder》,风格完全不同,用词简单、叙事自然有趣,故事荒诞,倒是不枉“实验小说”的称号)。


3. 村上春树的《1Q84》(中文版)

谈论村上春树需要小心。所以,上来必须澄清:我并不属于那些瞧不起村上春树、不把他的作品当严肃文学看待的人之列,事实上,村上算得上我喜欢的作家之一。《1Q84》目前看到了第一册第 170 页左右,并没有决定放弃,而是准备以后找时间继续看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喜欢村上春树小说的人,假如《1Q84》写得真是很棒,那么我早该把这本书连同第二册废寝忘食地读完了。事实上呢?没有。《1Q84》的前 170 页算得上吸引人,可是,同志,这是村上春树老师的小说,我们的期待值绝对更高。而这 170 页让我隐约看到一个曾经充满创意的作家的灵感丧失:书中人物缺乏那种让人耳目一新的鲜明个性和魅力,情节中夹杂着一些通俗小说式的廉价作料。我决定避免使用“《1Q84》写得不好”这种说法,让我来这么说:村上春树绝对可以写得比这更好。在读《1Q84》的同时,我正在看作者的另一部小说——英文版的《奇鸟行状录》(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已读完三分之一。这本《奇鸟》才叫好看(注:笔者不能保证林少华的中译本同样好看):想象力丰富、神秘感十足,每个出场人物都形象鲜明,富有魅力。如今很多人在谈论“村上春树在《1Q84》中加入了更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离诺贝尔文学奖更近了”云云,恕我不敢苟同。小说首先是一件艺术作品,甚至是一项技术活,从技术角度来看,《1Q84》的前 170 页实在没有达到村上春树的最高水准。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当然很多,但让我来试着给出一个:《1Q84》全书都是第三人称叙事,而村上春树似乎(和大卫•米切尔一样)在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时写得更有味道。


4. 理查德•鲍尔斯的《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中文版)

这本获得 2006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长篇小说我读了 45 页之后就放弃了。写得太没意思了。没什么意思的情节被大段的文字“细腻”地描写着,让人犯困不已。请不要误解,作为一个读者我并不是非得追求离奇的情节不可,让・菲利普・图森的一些小说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情节,但是,图森的小说或者有出色的心理描写,或者有奇异的叙事气氛,总之,充满魅力。而《回声制造者》看了近 50 页也没看出什么亮点(如果有读者在该书后面的部分发现金子,请留言告知)。而如下这种乏味而且有些俗套式的假惺惺的语言也是让人犯困的原因之一:“……然而,在频临死亡的时刻,她说出了温馨话语。她面色苍白,用充满爱意的语言,为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表示歉意。弥留之际:她问:卡琳,你会为我祈祷吗?”据称,鲍尔斯是“在电视和电脑时代出生的第一代人的代言人,被誉为美国文坛在后品钦时代涌现的最重要、最令人钦佩的作家之一”。对此,我只能说:恕我眼拙,还真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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