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文集

我平时比较留意的书评刊物大致包括:《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书城》、《读品》、《中国独立阅读报告》等等。为了方便,去年做过一个网站,叫“读写人”(duxieren.com),链有以上这些刊物的网络版(有朋友说“读写人”是国内最好的书评网站,我说,过誉,呵呵,过誉。朋友说,客气,呵呵,客气。)

这些刊物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属《上海书评》,去年才创刊,每周日随《东方早报》发送,到今天我家茶几上已经堆了不薄不厚的一摞。毕竟上海以外的读者很难订到《东方早报》(当然,网友可以通过“读写人”网站阅读其网络版),于是《上海书评》开始定期把每月的文章结集出版,做成Mook(杂志书),如今已经出了四本,分别叫《迟来的封赏》、《以荒诞的名义》、《哲学迷宫的深处》、《书评的解剖》。

我觉得《上海书评》是值得推荐的。比起其它兄弟刊物,这份杂志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就是每礼拜免费给我寄一份,而且风雨无阻,甲型H1N1流感也挡不住。除此之外,《上海书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章特别长,大部分都是4500字一篇的那种,往往一整版只登一篇文章,极大地降低了排版工作者的劳动量。这让我想起《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文章更长,来不来就洋洋洒洒数万字,而且其中好些文章跟读书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上海书评》的种种特色、妙处在此恕不一一详述,但是,这份刊物有一个我觉得值得其他杂志借鉴的小地方,就是文章中出现外文人名或书名的时候,除了中文译名外,同时附有外文原文。不要以为这是为了凑字数或者为了显得“洋气”,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在某处读了一篇中文文章之后,想上英文网站查查相关资料,可就是不知道那本书或那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干着急。

去年年底的某个周末,我有两篇文章分别在《上海书评》和另外一份书评刊物发表,这两篇文章中不约而同都出现了“牛逼”这个形容词。结果,另一份刊物把“牛逼”变成 了牛叉,而《上海书评》呢,不但没有打马赛克,还特意把那个带有“牛逼”二字的句子选为文章导语,明晃晃地大字印在那里,很牛逼。(最近,在该报的另一篇文章里,我还欣喜地读到了“牛逼哄哄”这个更为亲切可人的字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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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谈论小说

我手头有一些谈小说的写作与技巧的书。其中四本,如果把它们的英文书名摆在一起看,有一种排列组合式的整齐感:《The Art of the Novel》(Milan Kundera),《The Art of Fiction》(David Lodge),《How Novels Work》(John Mullan)、《How Fiction Works》(James Wood)。除了这四本,我还收藏了其它若干著作,有纸书,也有电子版,比如艾柯的《悠游小说林》、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等等。这些书摆在书架上或躺在硬盘中,有时打开翻翻,但并没有一本从头到尾完整地读完过。

这些书,有些来自文学评论家笔下,也有些出自小说作家之手,其中有正襟危坐谈理论的,也有抚扇端茶讲故事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小说家(而不是评论家)用比较轻松(而不是那么严肃)的口吻谈小说。

这些谈小说的书里,有一本是公认的经典,那就是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Novel)。这本书的权威性不难看出,因为在其它那些书的封底或介绍中,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这是继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之后另一本出色的专著。《小说面面观》其实是作者于1927年在剑桥大学做的系列文学演讲的结集文字。我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喜欢福斯特的讲话方式:不摆架子、不炫耀学术词汇、不故弄玄虚、不枯燥。在该书的第一章,也就是演说的第一讲,福斯特上来先把小说研究中的“伪学者”骂了一通,让人颇感痛快。而福斯特又善于使用平实的语言、聊天儿式的语气传达文学概念,比如,在第二章“故事”中,他先提出一个问题:“小说是干什么的?”,而他自己给出的答案不是一个枯燥的定义,而是一句语气有些吞吞吐吐的话:“呃,哎呀,是的——小说吗,它是讲故事的。”他还嘱咐听众:“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要带一点忧郁的口气,这样就对了。”读至此处,我立刻喜欢上了福斯特这个人。

由于福斯特所处的年代和我们几乎隔了一个世纪,所以《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小说作者都类似托尔斯泰、司各特、狄更斯等那个时代的作家。然而福斯特的文学理论至今还是得到人们重视的,比如他提出的“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s)和“扁型人物”(flat characters)的概念,至今仍然经常被评论家使用。

那么,当代作者写的谈小说的书,哪本比较好呢?我个人比较喜欢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小世界》的作者)写的《The Art of Fiction》。作家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过该书的中译本,译名为《小说的艺术》,我手头这本是台湾译本,译名叫《小说的五十堂课》。这本书的特色是,它是作者给一家英国报纸所写的文学专栏的结集。因为是专栏文字,所以是面对大众的,不可能写得太枯燥。对于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来说,读这本书可以深入了解不少文学概念,比如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自由间接式(free indirect style)、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不可靠叙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元小说(metafiction)等等。此书出版于1992年,所以作者提到的文学作品很多来自当代作家,比如厄普代克、冯内古特、石黑一雄、安吉拉•卡特、马丁•艾米斯、保罗•奥斯特等等。戴维•洛奇在每一章的开头都配上了一段小说选读,他的文字轻松、侃侃而谈,读起来并不枯燥。

我发现,无论是书评还是文学评论,如果这篇文章或这本书的作者本人也是写小说的(相对于专职评论家或专业书评作者),我会无意识地把他(她)的话多听进去几分。为何如此?我想原因有二:你让写小说的人评论小说,由于此人是“内线”,他(她)更能从创作者的角度看问题,而且可能对评论对象有更深的感情和更多的关注;此外,写小说的人习惯了讲故事,当他(她)写起评论性的文字,可能更善于把抽象的内容形象化,于是读起来可能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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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的两本书

黄灿然是一位香港的诗人和译者,他写的诗我不太熟悉(我对诗歌非常外行),不过其译作很多都是读者熟知的,比如苏珊•桑塔格和卡尔维诺的散文(前一阵译林新出的一本卡尔维诺的小册子《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就是黄灿然翻译的)。

最近这位作家出了一本简体字的随笔集《格拉斯的烟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我手头还有一本去年从香港带回来的黄灿然的文学评论集《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两本书的风格很不同:前者是报刊专栏文章的合集,内容以欧美文学界的新闻轶事为主,篇幅短小,内容轻松,主要是讲故事;后者则是谈论小说、诗歌和翻译的文论,篇幅更长,内容更“严肃”。

这两本书中我更喜欢《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格拉斯的烟斗》收集的那种类型的文章比较好写,只要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时常在网上盯着欧美文学圈儿里的新闻和八卦就差不多了,由于是给报刊填空的文章,文字自然要浅显,决不可能谈论太深的东西,否则读者会跑掉的。而《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则不同,是写给小圈子里的人看的。该书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王德威的话:“在这片繁华至极的物质主义环境里(注:指香港),偏就有人蜗居高楼一角,街肆深处,从事字字句句的手工业,而且居然能串成一个传统”。

我个人感觉,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写字儿的人,和我们内地的作者有两点不同:其一,这是一个时时处处要把金钱利润作为第一考量的快节奏城市,这就造成这里的很多作者文字风格精简干练,行文直指中心,没心思玩儿那种优哉游哉、闲情雅致的调调(当然,董桥是个例外),比如,你看梁文道的文字,比如,你看黄灿然的文字。其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的作者基本上有话可以直说,不需要像内地作者这样时不时得回避“敏感”话题、“拔刀自宫”,于是,他们的文字可能感觉底气更足一些、腰板儿更直一些。

读《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一书就给我上述这两点感觉。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篇,题为《我的衣食父母》。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真挚,黄灿然所说的“衣食父母”是指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他说的是英汉词典。作为一名时常被人称为“翻译家”的译者,黄灿然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他是二十才开始学英语的,他学英语的地方是香港的英文夜校,当时他的身份是一个刚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靠在制衣厂打工养活自己,但“奇迹发生了,从夜校第一堂课起,我便对英文入迷”,对于一个学英语的人来说,英汉词典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称之为“衣食父母”,自然也不为过。

黄灿然翻译过哈金的英文小说《疯狂》,《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中收录了两篇谈哈金的文章。国内谈哈金的不多,黄的这两篇算是谈得算是比较深的。我猜想,可能黄灿然对哈金在美国的经历是有共鸣的:哈金去到美国,用英语写小说,最初是为了养家糊口的需要;而黄灿然年轻时来到香港,何尝没有体会过类似的文化上的差异感和经济上的紧迫感呢?

该书书名中提到的“两大传统”,指的是“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以现代汉语诗歌为切入点,黄灿然在书中探讨了在这两大传统阴影下的写作。

《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本书语感非常好,文字读起来很舒服。我觉得,这和作者本人是一位诗人有关。再说到翻译,我忽然想起忘了是谁说的一句话(说不定是我自己说的):翻译最终比的不是谁的外语好,而是谁的汉语好。一个精通汉语诗歌的人做文学翻译,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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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箭》:一部“倒带小说”

(刊于09年4月12日《上海书评》)

在当代英国文坛,谁是最牛的作家?2007年初,《卫报》(The Guardian)在一篇文章中试图把这个头衔授予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一译马丁•阿米斯)。暂且不管这种评价是否准确(该报不久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声称要以自杀的方式对此表示抗议),作为一位当代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绝对和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齐名,而且似乎更红、更具争议性。艾米斯生于1949年,其父是老牌英国作家、“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代表人物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英国文坛坏小子”一直是马丁·艾米斯的绰号。据说,在伦敦的餐馆里,时常有一些青年男子靠谎称自己跟艾米斯很熟来达到吸引异性的目的。

可是,马丁·艾米斯在中国并不广为人知。最近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时间箭》(Time's Arrow)在国内出版,不知这种局面是否可以改变。

《时间箭》是一本不太寻常的小说。假如事先对此书没有丝毫了解,读过几页之后,读者可能会和小说的叙事者一样感到困惑不解:“等一下!为什么我是‘倒着’走回屋子呢?等等!现在天色变暗是因为黄昏,还是黎明?这到底……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次序?”

“倒叙”这种写小说的手法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在《时间箭》中,马丁·艾米斯使用的却是一种把“倒叙”推向极致的讲故事方式——“倒带叙事”。整部小说就好像把一部影碟从尾到头倒着播放了一遍,于是读者面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匪夷所思的场面:“哭得声嘶力竭的孩子因父亲狠狠的一巴掌便恢复了平静,死掉的蚂蚁因路人无心的一脚便恢复了生命,受伤滴血的指头被刀子划过后便立刻愈合无痕……”

这部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家美国医院里,一位名叫托德·富兰德里的退休医生寿终正寝,与此同时,一个“幽灵”诞生了(这个角色似乎可以被理解为死者的灵魂)。作为整部小说的叙事者,“幽灵”发现自己获得了生命,他附着在“主人”身上,乘坐逆行的时光之船,把死者的一生顺序颠倒地过了一遍。小说从富兰德里去世开始,一直写到此人重回娘胎。起初这位退休医生年迈多病、行将就木,但他的体质却越来越好,开始回到医院工作,开始和女人约会。后来他远行来到纽约,在那里,他更换了自己的姓名,变成约翰·杨格,有了一个新家,在城里一家医院上班。1948年夏天,“幽灵”目睹自己和“主人”登上一艘轮船,远航欧洲,开始了一段流亡式的旅行。在欧洲,这位医生再度更名改姓,几经辗转,抵达了德国。在德国,此人恢复了本来的名字——奥狄罗·安沃多本,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工作的年轻纳粹军医,接下去读者以倒带的方式目睹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残杀,于是小说的主题终于昭然若揭。

不同于一般小说,阅读《时间箭》需要读者学会适应这种古怪的叙事方式,有时必须转动大脑、进行自助式“翻译”。小说的叙事者自始至终都没搞清时间是在逆行,他按照常人的思路去解读眼前的一切,于是看到的是一个荒谬无比的世界。例如,书中写到年迈的富兰德里在大街上公然抢夺儿童手中的玩具,他“同时夺走了小孩的玩具和微笑,旋即转到商店去,把玩具换成现金”。这种邪恶的行为令叙事者不齿,然而如果读者动用脑中的“翻译机”把这个事件的顺序颠倒过来,就会发现事情其实是这样的:这位医生(或许出于赎罪的动机)从商店里买了一个玩具,送给了街上的孩子。这种黑白颠倒式的描写遍布全书。下面这段对出租车的描述不乏幽默成分:

出租车这一行似乎已是完美到无可挑剔的行业。当你有需要时,无论是在雨中还是戏院散场,它们都会适时出现在那儿等你。一上车,司机二话不说立刻付钱给你,而且不劳你开口便知道你要去哪里。出租车实在太伟大了,难怪我们下车后还会站在街边,久久不忍离去,不停向它们挥手道别或敬礼……

更有甚者,在小说开头,连人物之间的对话都是通过“倒带”的方式进行:一个人说:“好很,好很。”另一个人应和:“吗好你?”感谢马丁·艾米斯,为了不让读者抓狂,他最终安排叙事者充当翻译,在此书其余的篇幅里把对话中的单字理顺之后再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是,虽然每个句子都可以读懂了,但人物讲话的前后顺序依然是颠倒的,答话总是出现在问话之前,对话的逻辑性要前后颠倒过来才能理解。对于这种对话性文字,除非读者有受虐狂倾向,否则会和我一样,每当遇到大段的对话,就干脆一行一行从后往前倒着看。

马丁·艾米斯写小说以风格化的文字和探索性的手法著称,他喜欢使用讽刺和黑色幽默,绝不是一位老老实实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然而《时间箭》并不仅仅是一部剑走偏锋、玩弄智力游戏的炫技之作。此书曾获布克奖提名,是一部描写大屠杀的严肃作品。

虽然小说的前半部分读起来有荒诞戏谑的感觉,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倒退?),读者可以感觉到气氛开始变得沉重,直至描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部分,小说达到了一个高潮。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然而艾米斯在《时间箭》中展现的场面却是独一无二的。当一段大屠杀的历史被倒带重播,叙事者忽然发现“这世界的运行开始合乎道理”,他看到,在集中营里,一批又一批的死人从焚尸炉、毒气室、粪坑中被“拯救”出来,于是,“营区里的人开始变多。刚开始是一小撮一小撮出现,然后是一整批、一大群”。这些犹太人由奄奄一息、衣不蔽体变得体质健康、衣冠整洁,然后他们一批批地从集中营中离去,登上火车,最终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对此叙事者不乏自豪地说:“我们那不可思议的任务是什么?是凭空制造一个种族。是利用气候造人,利用雷声和闪电造人、利用气体、电力、粪便和火焰造人。”

不难看出,艾米斯在《时间箭》中使用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一经典文学手段,故意安排叙事者对自己所处的颠倒世界懵然无知,用正常的逻辑评论一个倒错的世界,将一段熟悉的历史用一种完全陌生的方式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书中描写的这位纳粹医生,作为“幽灵”的叙事者发现此人一生中很多时间都在给健康的人制造疾病和伤痛,让人无法理解,而只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才真正做起了救死扶伤、制造生命的分内之事。当叙事者用轻松舒畅的语气描述集中营里的种种场面和细节时,读者却完全明白这些事情残酷的本来面目,这种对比效果无疑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和震撼力,让人体会到:纳粹分子对犹太民族的杀戮如此惨绝人寰,以至于这段黑暗的历史只有颠倒过来看才合乎情理和人道。

正如读者可以把《时间箭》里的叙事者看作纳粹医生的灵魂,整部小说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对自己一生往事的追溯:一个负罪的人,在临终之际,灵魂无法安息,于是他不得不沿着记忆之河逆流而上,重新面对生命中最黑暗的部分。
  
小说《时间箭》出版于1991年。除了此书,艾米斯的作品还包括《钱》(Money,1984)、《伦敦场地》(London Fields,1989 )、《信息》(The Information,1995)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爱因斯坦的怪物》(Einstein's Monsters,1987)等等。艾米斯曾经说过:“大屠杀是二十世纪的中心事件。”《爱因斯坦的怪物》、《伦敦场地》和《时间箭》可以算作艾米斯描写大屠杀的三部曲,其中前两部描写核战争的阴影,《时间箭》则直接写到纳粹大屠杀。

马丁·艾米斯在写《时间箭》时受到两本书的重要影响。在写法上,《时间箭》的“倒带叙事”借鉴于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说《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该书以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为背景,也是一部写战争和屠杀的小说(形式上也同样具有大胆创新的精神),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描写——主人公倒着观看一段记录战斗机空袭的影片,艾米斯把这个奇异的场面加以发展,形成了《时间箭》的叙事框架。在内容上,《时间箭》参考了精神病学者罗伯特·杰伊·李弗顿(Robert Jay Lifton)的专著《纳粹医生:医学迫害和种族屠杀心理学》(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该书记录了作者对一批亲身参与过大屠杀的前纳粹医生的采访和分析。书中关于纳粹军医的史料为马丁·艾米斯塑造笔下的人物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让他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个只有倒着讲述才会具有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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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姬十三同学送了我一本 “科学松鼠会”新出的小书,名叫《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这是一本科普随笔集,收集了数十篇文笔轻松、知识性很强的小文章。大致统计了一下,感觉以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居多。翻看这本书,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为一名理科生,却几乎没写过任何科学方面的文章,对此是不是应该感到惭愧呢?本人最后一篇“科学文字” 大概是多年以前写的硕士论文,如果把题目翻译成中文听起来颇像一篇极繁主义加后现代主义的小说标题:《运用隐藏式马可夫模型对远亲蛋白家族进行敏感的亲缘分析》。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这本小书中不乏有趣的知识,例如,其中一篇文章谈到动物们的“嗑药”问题——大象喜爱沉溺于酒精世界,“非洲象吃了发酵的果实后,会变得极其兴奋且富于攻击性”;而酒后飞行则更加危险——“常有报道说,吃了发酵果子的醉醺醺的鸟儿撞到建筑物或树上,然后一头载下来,翘掉。这些肇事者尤以知更鸟和腊翅鸟为甚。”

虽然我本人已经在科学道路上开了小差,但我觉得我对科学还是充满热爱的。你看,我一个这么讨厌CCTV的人,却老看CCTV10,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科教频道。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一书还对生活中一些有趣的小问题提供了解答,比如:“放在口袋里的耳机线为什么总缠在一起?”、“同样从冰柜中拿出,草莓为什么比巧克力冷?”,还有,“我刷牙为什么总会掉一块牙膏下来?”

我开始接触文化人是这几年的事。在此之前,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是理科出身。理科生有理科生的可爱之处。我在美国有一个学数学的朋友(智商极高),他有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乖的儿子。有一次我去他家,目睹了他独特的教子之道。别人家管孩子,都靠具体的惩罚和奖励,而我这位朋友却独树一帜地把这套系统数字化了——他启用了一套计分制度,每天根据儿子的表现给他打分,假如孩子今天很听话、很乖,别的家长会奖励孩子一块儿糖、答应带孩子去动物园什么的,而我这位数学家朋友,他会在这种情况下微笑着对儿子说:“今天表现不错,给你加5分!”你看,他不需要动用任何物质手段,仅仅通过抽象的数字就让儿子感到了一种荣誉和满足。嘿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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