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好,读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

记得两年前,在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刚刚杀入中国不久,我写过一篇题为《准备好,读保罗•奥斯特》的博文。最近,我觉得有必要用同种句式再推荐另一个人——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

波拉尼奥是一位旅居西班牙的智利裔作家,已于2003年去世。他死后出版的《荒野侦探》(The Savage Detectives)、《2666》等小说使这位作家名声大噪。 《荒野侦探》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最重要的大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2666》的英译本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同时,《荒野侦探》和《2666》的英译本分别于2007和2008年被《纽约时报》列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而《2666》被《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最好的一本书”。

上个月我读完了近600页厚的《荒野侦探》(英文版),并得知该书的中译本将在七月底或八月初由世纪文景出版。上周我给一家书评杂志写了一篇长长的《荒野侦探》的书评(过些日子贴出来),交稿后的第二天就去买了一本英文版的《2666》。这本小说更厚,长达989页。没想到开读以后发现《2666》比《荒野侦探》还要好看,才读了四天,已经看完了200多页。如果没有意外,《2666》应该是我在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小说。不知这本书中译本的版权被哪家出版社买了。如果还没人买,那就强烈推荐给出版界的朋友们。

关于《荒野侦探》,等我过些天贴出书评来再做专门介绍。在这里简单聊聊《2666》。基于我读完的部分,《2666》这本书基本上呈以下这种味道:一位“鬼才”作家的鸿篇巨制,精彩、怪异、带有实验色彩,具有纯文学作品少有的可读性,疑似博尔赫斯本人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又带有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甚至些许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描绘的梦幻之旅的味道,其结构有些像我以前介绍过的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幽灵代笔》(Ghostwritten),而整部书又带有近似于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等)的故事性。总之,《2666》是一本极对本人胃口的小说。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强烈推荐这位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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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书评:讲道理不如讲故事

在美国的出版物中,很多听起来理论性很强的书其实并非出自相关专业人士之手。《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是《连线》杂志的总编辑。另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他的第一本书《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讲的是“引爆流行”这一社会学现象,第二本书《决断2秒间》(Blink)谈的是直觉的重要性,而格拉德威尔本人并非社会学家,也不是心理学教授,他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和前面两位一样,也是一名职业写手。为什么这些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写的理论书这么受人欢迎呢?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专业写字儿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讲故事。

08年底,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再接再厉,出了第三本书,名叫《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此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译名叫做《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这本书探讨的是一个更大的主题:成功的要素。书中提到的所谓“异类”(outliers),指的就是那些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

《异类》一书的每个章节都从讲故事开始,这些故事中很多都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人发现,加拿大的职业曲棍球运动员有一个奇怪的特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出生于一月、二月和三月份,难道年初出生的人更有曲棍球天赋吗?难道这和星相学有关?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生日的巧合与加拿大曲棍球少年班的入学年龄有关:分班的截止日期是1月1日,这样一来,生于1月份的孩子永远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对于这些处于发育期的小球员,年龄上几个月的差异会造成表现的不同,年龄大的孩子(生于前三个月的)球技显得更好,于是他们被认为更有前途,更容易被选拔到更为高级的训练班,如此下来,仅仅因为生日的差异,这些年初出生的孩子一步步地获得了更好的训练机会,最终更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想要告诉读者的是:对于那些成功者(出类拔萃的异类),我们不应该仅仅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我们还应该去研究他们的周围环境、外在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

是的,这个观点听起来并不十分新鲜,甚至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事实上,《异类》一书的看点不是观点,而是故事。格拉德威尔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搜罗到一些新鲜有趣的故事,同时善于发掘隐藏于平常事件背后的为人忽视的东西。

例如,这本书中谈到了比尔•盖茨的成功之路,作者强调,比尔•盖茨之所以能成为电脑行业的老大,得益于他少年时代拥有得天独厚的接触计算机的机会。在那个时代,计算机体积庞大,数量稀少,只有很少人能有机会接触,但盖茨因为家庭和学校提供的便利,成为了当时少有的几个幸运儿(全世界绝对不超过50人),在建立微软之前,他编程的时间超过了一万小时。该书这一章的标题就叫《一万小时法则》,作者引用了一位神经学家的话:“一万小时的练习或训练,是成为专家最起码的要求,不管是作曲家、篮球选手、科幻小说作家、溜冰选手,职业钢琴师、棋手,甚至是最厉害的罪犯,这个数字一再被印证:一万个小时。”

格拉德威尔在这本书里还讲了更多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些故事绝对是聊天、派对、饭局、演讲等场合的上好作料,可是,除了这些故事,我自己并没有从这本书里得到太多的启发(“一万小时法则”算是一个吧,它让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至今还没成为著名作家)。在某些章节(比如分析飞机失事的那一章)作者的文字有些过于啰嗦,而书中某些论断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有些结论略显牵强(比如分析亚洲人数学学得好与农耕之间的关系)。不知这些瑕疵是否与作者并非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一位专栏作者有关?不管怎样,读《异类》这本书还是有收获的,它让我越发意识到:把故事讲好——这是一项多么有用的本领啊!

(注:这篇书评是读完《Outliers》英文版之后写的。我还没读过此书的中译本。最近在豆瓣网上读到一篇帖子,指出中译本中有不少翻译错误,这个帖子的链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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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的几本书

最近有几本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小说的最新中译本相继面市,我拿到两本,一本是罗斯早期的小说《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另一本是作者2006年出版的《凡人》(Everyman)。

《凡人》很薄,很快就读完了,《再见,哥伦布》则刚刚读了个开头。感觉两本书的叙事风格不大相同。《再见,哥伦布》更接近通俗小说的叙事,有详尽的场景和对话描写,画面感很强;而《凡人》则有很多的议论和心理描写。《再见,哥伦布》是罗斯26岁时写的,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年轻人写年轻人;而罗斯写《凡人》时已经年过70,该书的主人公是一个一生疾病缠身的老人,所以这本书是老年人写老年人。

但这两本书也有共同特征:作者写的都是犹太人。作为一位著名的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一直关注犹太人的命运。我还读过半本英文版的《The Human Stain》,是罗斯于2000年写的小说,主人公也是一位犹太老者。读《The Human Stain》给我留下的一个较深刻的印象是罗斯的英文——长长的复句、知识分子气的用词。一个接一个的大句子连在一起,读起来很有气势。

如果说这三本小说还有什么共性,那可能就是书中都写到了性。即使是写以老年人为主人公的小说,罗斯似乎也不愿忽略掉“Sex” 这一主题。有人说,罗斯笔下的人物全都是力比多旺盛的主儿。

菲利普•罗斯写了这么多年小说,今年已经76岁,可是仍在不断地写,不断地出书,最近几年几乎每年一本:《Everyman》(2006)、《Exit Ghost》(2007)、《Indignation》(2008)、《The Humbling》(2009)、《Nemesis》(2010)。这位老爷子,精力真够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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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的《四十乌鸦鏖战记》

最近拿到一本张悦然主编的MOOK《鲤•最好的时光》,随手翻到一篇路内写的短篇小说《四十乌鸦鏖战记》,读后印象比较深刻。

故事发生在某个学机械维修的技校,班里一共四十个男生(没一个女生,所以有“四十乌鸦”之说)。小说写这四十个男生到郊外的一个破工厂实习,“他妈的差点冻死在1991年的冬天。”

我喜欢这篇小说的气氛:下着大雪的冬天、破旧的郊区工厂、灰秃秃、冷飕飕的车间、一群灰头土脸、冻得跟孙子似的小哥们儿。这种萧条、颓败的气氛读起来有真实感,其实也有美感(贾樟柯就喜欢表现这种灰色的美)。

这篇小说的聪明之处在于写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小说的叙事者是“我们”,而不是某个独立个体(这让我想起07年的一部美国长篇小说叫《Then We Came to the End》,整本书的叙事者全是复数的“我们”,另外,胡利奥·科塔萨尔写过一个短篇叫《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叙事者也是复数的“我们”)。这四十个男生几乎一起行动,试想这些画面:四十个男生一起在破澡堂里淋浴(只有四个莲蓬头);四十个男生一起去同一个小发屋洗头(有三十几位在门外排队);四十个男生同时跟踪工厂里的一个漂亮女孩……既超现实、又黑色幽默,有奇异的画面感(可以考虑改编成电影,呵呵)。这篇小说也让我联想起马原的短篇小说《错误》(也是写一帮男生的故事)。

路内的语言很好,文字读起来很舒服,夹杂着一些机智——“他大概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你给他一把鸡毛掸子,他能直接当拖把用”。

小说的前半部分好过后半部分,结尾处也许可以制造更多亮点。

路内的小说我只读过这一篇。最早是听冯唐提起这位作者。路内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以后有时间拜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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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叛逆男孩的“少年侃”

提起描写叛逆青少年的经典小说,很多人会想起 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这本书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今天依然畅销,每年能卖出大约二十五万本,至今累计销量已经超过六千五百万册。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直是一本饱受争议的小说。一方面此书仍然受到当今青少年的喜爱,也被很多文学评论家列为当代美国文学经典;另一方面,对这部小说的斥责声一直不断,一度有很多美国学校把该书归为禁书之列。争议的焦点除了这本书中出现的“污言秽语”之外,还包括书中涉及的青少年性行为、“对宗教的亵渎”、“对家庭伦理和传统道德的不敬”等等。书中的主人公身为高中生,却抽烟、喝酒、撒谎、放荡,几乎“五毒俱全”。

这本小说也被有些人称为“危险的小说”。该书至少和三起凶杀案有间接的联系:1980年,一名23岁的青年在纽约街头枪杀了歌星约翰•列侬,这个凶手是一个“麦田迷”,在枪杀现场还随身带着这本书;1981年,一名25岁的青年行刺美国总统里根,警方在凶手的酒店房间内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1989年,美国女演员丽贝卡•谢弗被一名“粉丝”枪杀身亡,凶手年仅19岁,作案时身上也揣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可以肯定,塞林格的这部小说绝对不是推崇暴力的。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一名16岁的少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读书。霍尔顿不喜欢学校,认为这里到处都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他不喜欢读书,结果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在圣诞节前夕被学校开除(在此之前他已被其它学校开除过三次)。霍尔顿不想让父母过早知道这件事,于是想在学校里再待三天,等到假期开始时再回纽约的家。可是这天晚上他和同一个寝室的同学打了一架,感觉忍无可忍,于是当夜便收拾行囊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后霍尔顿不敢回家,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开始了连续几天的飘荡生活。当晚他在酒吧里和几个来纽约旅游的姑娘搭讪,然后又鬼使神差地叫了一个妓女,却最终丧失了兴趣,付了钱把对方打发出门。没想到妓女和同伙又来上门敲诈,还把他揍了一顿。次日霍尔顿在城里游荡,还叫了一个以前约会过的女孩一起看戏,结果不欢而散。夜幕降临,他开始想念家里的小妹妹,于是在黑夜里潜入家中,和妹妹促膝聊天。为了躲过父母,他到一位老师家中投宿,却发现这位老师有变态之嫌,慌忙告辞,在车站过了一夜。翌日,霍尔顿决定远走他乡,去西部生活,写了个便条给妹妹和她告别,没想到小妹妹提着行李箱而来,想和他一起出走。霍尔顿因此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和妹妹在动物园玩儿了一会儿,然后和她一起回了家。小说的结尾暗示霍尔顿接受了精神治疗,然后准备换个学校继续读书,重复以前的生活。

这部小说之所以名叫《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因为霍尔顿把一句“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的诗误听为“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于是他对妹妹说:“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这个“麦田和悬崖”的画面象征了年轻的主人公对世界的看法:成人世界充满肮脏和欺骗,就像一个深渊,而未被污染的儿童世界像一片麦田,纯洁而美好。可是人不得不长大,注定要从悬崖边跌入深渊——不难看出,一个“守望者”的角色是徒劳而充满悲剧色彩的。

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塞林格又写下了另外一段具有象征性的的文字。为了哄妹妹菲芘开心,霍尔顿带她去骑旋转木马——“骑在木马上的另外还有五、六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想攥住那只金圈儿,老菲芘也一样,我很怕她会从那只混帐马上掉下来,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孩子们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想伸手去攥金圈儿,你就得让他们攥去,最好什么也别说。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好了,可别说什么话去拦阻他们,那是不好的。”这段文字在我看来略显过于直露,但可以看出,塞林格想借此表现主人在公态度上的改变——成长无法阻拦,一个人总是要接触并不纯洁的社会,最终会从悬崖上掉下去,守望和阻拦是没有用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读者欢迎、被评论家肯定,小说的语言特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一书中把《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语言风格称为“少年侃”(Teenage Skaz)。“Skaz”一词源于俄国文学评论界,是指那种试图模仿日常口语风格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中文译者把这个词翻译成 “侃”,倒也挺有意思。简单来说,“少年侃”就是指作者写小说时故意回避使用书面语言,在文字风格方面模仿青少年日常讲话的口气,给读者造成一种面对面听一个人年轻人聊天的效果。在塞林格之前,马克•吐温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作家。正是因为在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运用“少年侃”,马克•吐温让美国文学从英国和欧陆文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如果你读过塞林格写的其它小说(尤其是英文版),比如《九故事》(Nine Stories),你会发现在那些小说里作者使用的是中规中矩的文学语言,比如这种句子:“二十分钟后,她们在起居室里已经快要喝光各自的第一杯威士忌酒了,此时她们正以一种独特的、也许是仅限于大学寝室室友之间的谈话方式在聊着天。”(摘自《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相比之下,《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语言好像完全出自另一位作者之手,显得极其口语化、不加修饰、甚至“没文化”。下面是小说开头的一段(比目鱼译):

要是你真想听,那你可能先想听我讲讲我是在哪儿生的、我小时候的那些倒霉事儿、还有我父母生我之前都是干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些大卫•科波菲尔式的瞎扯淡。可是说真的,我不想聊这些东西。首先,这些玩意儿太没劲了,而且,要是我父母知道了我说过他们那些私底下的事儿,他们肯定得跟我没完,他们在这方面比较神经过敏,尤其是我爸。他们人都挺好的——这我承认——可是他们都敏感得要死。而且,我也不准备他妈的把我的整个自传之类的玩意儿讲给你听。我就跟你说说去年圣诞节前后的那些疯事儿吧,打那以后我就基本上垮了,还得跑到这儿来休养。

这种叙事语气不但和主人公16岁的年纪相符,而且体现了他叛逆和厌恶“假模假式”的性格特征。假如塞林格使用“文艺腔”来写这部小说,那么效果就会差很多。

初读这部小说时我一直好奇:塞林格写这本书的时候本人年龄多大?这种“小痞子”式的语气是他本人的说话方式,还是有意地“做”出来的呢?后来得知:塞林格生于1919年,他从1941年(22岁)时开始写《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最终写完、出版是在1951年(32岁)。此书完成之前,塞林格已经读过大学(不久即退学)、尝试过工作、赴欧洲参加过二战、结过婚、并已经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那些小说的叙事腔调都是传统、规规矩矩的)。由此可见,这本书中“十六岁少年侃”的叙事风格是一个经历丰富、谙熟小说技巧的成年作者有意选择、精心调制的结果。正如戴维•洛奇所说:“少年侃” 式的阅读感受“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作品本身实际上还是经过‘真正的’作者殚思竭虑创作出来的”。

如今,塞林格已过90岁,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遁世隐居、拒绝露面。但在世界各地,读者仍然在阅读这本薄薄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据说塞林格至今仍然坚持写作。可以想像,几十年来,一个老人,在一座远离人群的乡间房子里,面对打字机,仍然在守望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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