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自杀身亡

今晚上网,读到一则令我十分惊愕的消息: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上周五晚上在家中自杀,时年46岁。

说来也巧,我最近刚刚写过一篇介绍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系统之帚》的文章,发表在8月份出版的《书城》杂志上。华莱士在中国并不出名,但他绝对是我今年读到的最让人开眼界的的作家。一个月来我还一直在翻看他的另一部长达千页的长篇小说《Infinite Jest 》(《无尽的玩笑》),所以看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十分吃惊,也非常惋惜。

上周五(08年9月12日)晚,华莱士的妻子返回位于Claremont的家中,发现这位小说家已自缢身亡,自杀的原因目前尚未查明。详细报道请看《洛杉矶时报》的新闻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位读起来令人兴奋而且对写作很有启发的作家。不同于当代美国文学比较保守的风格,华莱士的小说灵活怪异,充满实验色彩。目前我家里有他的三本书:《The Broom of the System》、《Infinite Jest 》和《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上月底在Amazon刚刚订好他的另一本小说集《Girl With Curious Hair》,下周去美国就能拿到。不幸的是,这位作家不会再创作更多的作品了,这实在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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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雷蒙德•卡佛的15条闲扯

1. 这个月(08年8月)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逝世二十周年。本月的国内刊物上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谈论卡佛的文章。我想原因很简单:卡佛在中国还并不特别出名。目前大陆还没有出版过任何中文版的卡佛小说集。

2. 不过,卡佛在国内还是拥有不少爱好者的。不少业余译者已经把很多卡佛的小说译成中文,其中译得最多、也最有名的译者叫小二。在豆瓣网的“雷蒙德•卡佛小组”能找到很多小二等人翻译的卡佛小说。另外,一个叫做“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也收集了很多卡佛小说的中译本。我自己也翻译过一篇卡佛的小说

3. 我听说,今年年底译林出版社将出版卡佛小说集《大教堂》的中译本,译者为肖铁。又听说,明年“九久读书人”将推出卡佛的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翻译不是别人,正是小二。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国内读者就能读到卡佛全部的小说。

4. 雷蒙德•卡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雷蒙德•卡佛是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位诗人),他是二十世纪后期一位重要的作家,他对短篇小说在八十年代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5. 我常听人说卡佛的小说是写美国中产阶级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卡佛笔下的人物更多属于“蓝领”阶层。

6. 卡佛小说的用词简单、口语化。如果你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用不着通过中译本欣赏卡佛,可以直接读英文版。英文版我推荐这本《Where I'm Calling From: Selected Stories》

7. 有两个文学名词和卡佛有密切关系:“极简主义”(Minimalism)和“肮脏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

8. “极简主义”说的是卡佛的写作风格。卡佛的很多小说(例如《为什么不跳个舞呢?》)给人“惜字如金”的感觉,这和海明威的写作风格颇为相似。“极简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卡佛小说最突出的特色——直到最近大家得知:很多卡佛小说的初稿并不是如此的“极简”,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原来大多经过一位名叫 Gordon Lish 的文学编辑的大刀阔斧的删节才有了“极简”的风貌。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极简主义”的形成有 Lish 的作用,而也许“极简”并不是卡佛的初衷。

9. 现在大家知道了 Lish 的存在,很多人自然就会想把“删节前”和“删节后”的版本对照来读。我读过卡佛的小说《A Small, Good Thing》,一看就是“全版”,很不“极简”,读时的感觉是:呵呵,有点儿啰嗦啊。这篇小说还有一个“删节版”,收录在村上春树编辑的小说集《生日故事》(Birthday Stories)里面,改名为《The Bath》,我简单翻过那本书,但没有来得及仔细比较两个版本孰优孰劣。而另外一篇小说,《大教堂》(Cathedral)也不“极简”,我强烈认为属于“未删节版”。《大教堂》我非常喜欢,小说中有很多看似繁琐的细节描写,但对于刻画人物心态不可缺少。《大教堂》是我读过的卡佛小说中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10. 另一个和卡佛有关的术语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说的是小说的主题。我曾想过卡佛和海明威的区别在哪里,得出的结论是:海明威表现的大多是人性中正面(positive)的东西,而卡佛描绘的大多是负面(negative)的东西。虽然海明威也写失败者、写“迷惘的一代”,但他笔下的失败者是有风度的失败者,人物即使迷惘,也不失英雄气概和浪漫气质。而到了卡佛这里,我感觉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些平凡的、没有光彩的、彻底的失败者:失败的婚姻和爱情、酗酒、吸毒,这些困扰很多凡人的问题正是卡佛乐于描绘的主题。

11. 看看卡佛本人的照片吧:这绝不是一个优雅的知识分子型的人。我感觉:这是一个脾气暴躁、酗酒、敏感、(可能有时比较粗鲁)、经常生活在负面情绪困扰之中的人。

12. 但我感觉卡佛和海明威除了“文字极简”之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大汉的抒情。假如没有那些并不张扬的抒情,卡佛笔下的那些失败者的故事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13. 所以我想,卡佛小说的最适读者(注意我说的是“最适”)绝对不是“小资”一族。卡佛作品的最适读者大概是那些30岁以上、已婚、有过事业挫折或婚姻失败的历史,或者至少对生活持比较悲观态度的人。

14. 有的读者可能有这个疑问:卡佛的“佛”字到底应该读成 Fo(如“佛教”)还是 Fu(如“仿佛”)呢?这个问题好像尚无标准答案。根据 Carver 这个词的英文发音,我感觉好像前者(Fo)更加合适。

15.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多好的小说标题,这个由卡佛(也许是 Lish)发明的句式如今已被广为模仿,在很多英文网站和杂志上经常能够看到这类“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XXXX”式的标题。我希望中译本的译者不要把这个精彩的句子简单地翻译成《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什么?》这种淡而无味的标题。我本人建议《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着什么?》,或者其它更好的翻译,至少让“谈论”这个词出现两次。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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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村上春树的14条闲话

1. 我算不上一个村上春树迷,没什么研究,读得也不多,完整的长篇只读过《海边的卡夫卡》(英文版),短篇读得倒是较多。所读短篇中,一部分来自英文版小说集,另一部分是林少华的中译本。

2. 我感觉,村上春树的短篇比他的长篇好看,村上小说的英文译本比中文译本好看不少。

3. 村上春树最近出了一本回忆录,英文名叫《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中文简体字版权被南海出版公司购得。比较特别的是,据称该公司计划同时推出林少华的译本、台湾赖明珠的译本和一个“公开征集”的译本,共三个版本。

4. 我基本上不喜欢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我觉得原因并不是林少华语言功力差,而是他使用了一种我不喜欢的语言风格,尤其是对话,经常很扭捏,颇有早期白话小说的味道,人物仿佛刚从红楼选秀现场走出来,而且文字有时酸酸的,有时嗲嗲的,时常搞得像一件皱皱巴巴的衣服,让人看了恨不得过去把它抻抻直。

5. 相比之下,英文译本读着就顺畅得多,语言是地道的当代口语,舒服。村上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收集在《The Elephant Vanishes 》和《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这两个英译本当中。

6. 村上春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内新书的封腰上——保罗·奥斯特、雷蒙德·钱德勒等等——起推销员的作用。最近看到的一本是孔亚雷写的《不失者》,封腰上印着“中国的村上春树”,并附有林少华的评语。孔亚雷是保罗•奥斯特小说《幻影书》的中文译者。抛开《不失者》的内容不谈,孔亚雷的文字我觉得比较舒服。假如这位作者懂日文,能翻译村上春树,我会更愿意看他的译本。

7. 我感觉, 村上春树 ≈ 虚无 + 异想 + 淡淡的忧伤。

8. 我觉得村上小说的最适读者是:男性,尚未或刚刚走出校园,性格内向而敏感,常常会感到孤独。注意我说的是“最适”。假如你是这种读者,你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带入村上小说中的主人公,你会经历奇妙的历险,而且少不了碰上乐于和你睡觉的美丽女孩(尽管你不爱说话,相貌平平,除了有点儿闷骚可能没有任何其它魅力)。

9. 村上春树笔下的人物在生活方式上有明显的“去日本化”倾向。人物都是日本人,可是他们好像只吃三明治、意大利面,不吃寿司、拉面;他们好像只喝咖啡、可乐,不喝煎茶、麦茶;他们好像只抽万宝路,不抽柔和七星;他们好像只听西方摇滚乐,不听日本流行歌曲。另外,村上春树喜欢在小说里频繁地提及西方消费品的品牌,不过我坚信那些不是软广告。

10. 我觉得村上春树小说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流行小说的层面,尤其是短篇。村上写短篇比较敢于打破常规,很多东西让人看了一时搞不清作者在说什么,但是有余味。我从村上的短篇里学到的是:一个意象、一个想法、一个画面,这些零碎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写成小说,而且用不着费劲去拼凑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清晰的面貌有时反倒让人觉得有余味,反倒能增加小说的生命力。

11. 村上春树的作品里能找到西方作家的影响。显然,《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这个书名来自卡佛的《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ut Love》。保罗•奥斯特在2002年出过一本书名叫《The Red Notebook》,记录的是他生活中亲历的各种巧合,村上春树2005年出版的小说集《东京奇谭集》就有《The Red Notebook》的影子,至少那篇《偶然的旅人》,我估计肯定是受了奥斯特的启发。

12. 《东京奇谭集》中的短篇退回到讲故事的层面,太传统,我觉得价值比不上村上更早的作品。

13. 村上春树的名字写成英文是Haruki Murakami。不要以为他只在中国受欢迎,此人在西方也很有影响力。在中国,大家喜欢说村上春树的小说“小资”,而在西方,村上的小说常被称为Cult Fiction(邪典小说)。这两种不同的印象,是不是跟翻译的风格有关系呢?

14. 说到我自己,我感觉自己已经过了迷恋村上春树的年龄(我已不再是一个偶尔会感到孤独的尚未或刚刚走出校园的普通闷骚男生),现在我更感兴趣的是村上的写作技巧和想象力。村上春树的东西有味道,但那味道类似雪碧,而不是陈年美酒。在一个舒适的下午,听听音乐,喝一杯雪碧感觉是很好的,但如果你连续不断地往肚子里灌雪碧,你不会醉,只会感觉肚子有些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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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在中国,哪家书评杂志最好?

这个问题目前好像尚无定论。不过,在海外,像《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伦敦书评》等刊物都是公认的顶尖书评杂志,是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

在国内,我常看的书评杂志有《书城》《新京报•书评周刊》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香港的《读书好》等等。此外,通过网络发行的电子读书刊物有《读品》、《独立阅读》等。台湾的《诚品好读》也是一本很好的读书杂志,但目前处于休刊状态。

最近,在上海创刊了一份新的书评杂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每周日随《东方早报》发行,今天(08年7月6日)是正式发行的第一期。

《上海书评》——这四个听上去就很有分量,据称这份书评周刊邀请了海内外百余位著名文人撰稿,应该值得关注。

希望《上海书评》能够办得像它的名字一样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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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遗作该不该被烧毁?

今天我们能读到卡夫卡的小说,这件事其实是违背这位作家的本来意愿的——“去世前,他曾要求他的朋友麦克斯•布罗德把他写的所有东西甚至已出版的东西都烧掉,幸而布罗德没有遵从他朋友的意愿。”以上这段文字引自《文学讲稿》一书,作者是写过《洛丽塔》的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有意思的是,纳博科夫本人去世之前,在遗嘱中指示继承人烧掉他来不及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纳博科夫死后,这份用铅笔写在138张检索卡片上的手稿是否会被付之一炬一直是个悬案。直到最近,这部手稿的命运才最终明朗。

对于这则新闻,我当初最好奇的是一个细节:为什么纳博科夫的遗作是一叠卡片?后来终于搞明白了:纳博科夫的写作习惯非常独特,完成小说的大致构思之后,他并不是从第一章开始按顺序往下写,而是先把一些想好的片段、场景写在一张张卡片上,最后再把这些片段排列、整理成小说。《洛丽塔》和《微暗的火》都是如此写就。纳博科夫的遗作也不例外,这本名叫《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的小说,是纳博科夫1977年在医院的病榻上创作的,临终前他写满了138张卡片。

纳博科夫是位语言大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对自己作品的每个段落、每个字、甚至每个音节都反复推敲、非常讲究。因此不难想象,他不希望把未完成的作品留给世人。然而这些卡片到底该不该被烧掉?这成了他留给在世亲属的一个难题。这些卡片一直被秘密地锁在一家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纳博科夫的夫人于1991年去世,死前没有下这个狠手,于是把问题留给了纳博科夫的儿子,今年已经73岁的底米特维。

底米特维在“烧与不烧”的问题上表现得举棋不定。他曾一度放出口风说真要把《劳拉的原型》销毁,同时又不断对外界谈论这部遗作的精彩之处——它“凝结了纳博科夫创造性的精华”、“是一本杰出的、充满独创性、有可能显得激进的作品,其文学风格与纳博科夫的其它小说大不相同”。学者、评论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争论不休,有人还暗讽底米特维多年以来一直在故意吊大家的胃口。直到今年4月底,纳博科夫遗作的命运终于尘埃落定,其子底米特维明确表示:不烧!出版!

这个结局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这要看对谁而言了。对于天堂里的纳博科夫,他会因为自己的遗愿遭到违背而大发雷霆吗?或许他会拍一拍身边一起散步的卡夫卡的肩膀,挤挤眼睛笑笑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对于喜爱纳博科夫的读者,对于那些视他为写作老师的作家,能够有幸一窥大师的草稿,应该是件好事。问题是:当这份手稿最终出版时,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会不会是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着138张没有顺序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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