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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的两本书

黄灿然是一位香港的诗人和译者,他写的诗我不太熟悉(我对诗歌非常外行),不过其译作很多都是读者熟知的,比如苏珊•桑塔格和卡尔维诺的散文(前一阵译林新出的一本卡尔维诺的小册子《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就是黄灿然翻译的)。

最近这位作家出了一本简体字的随笔集《格拉斯的烟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我手头还有一本去年从香港带回来的黄灿然的文学评论集《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两本书的风格很不同:前者是报刊专栏文章的合集,内容以欧美文学界的新闻轶事为主,篇幅短小,内容轻松,主要是讲故事;后者则是谈论小说、诗歌和翻译的文论,篇幅更长,内容更“严肃”。

这两本书中我更喜欢《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格拉斯的烟斗》收集的那种类型的文章比较好写,只要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时常在网上盯着欧美文学圈儿里的新闻和八卦就差不多了,由于是给报刊填空的文章,文字自然要浅显,决不可能谈论太深的东西,否则读者会跑掉的。而《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则不同,是写给小圈子里的人看的。该书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王德威的话:“在这片繁华至极的物质主义环境里(注:指香港),偏就有人蜗居高楼一角,街肆深处,从事字字句句的手工业,而且居然能串成一个传统”。

我个人感觉,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写字儿的人,和我们内地的作者有两点不同:其一,这是一个时时处处要把金钱利润作为第一考量的快节奏城市,这就造成这里的很多作者文字风格精简干练,行文直指中心,没心思玩儿那种优哉游哉、闲情雅致的调调(当然,董桥是个例外),比如,你看梁文道的文字,比如,你看黄灿然的文字。其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的作者基本上有话可以直说,不需要像内地作者这样时不时得回避“敏感”话题、“拔刀自宫”,于是,他们的文字可能感觉底气更足一些、腰板儿更直一些。

读《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一书就给我上述这两点感觉。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篇,题为《我的衣食父母》。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真挚,黄灿然所说的“衣食父母”是指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他说的是英汉词典。作为一名时常被人称为“翻译家”的译者,黄灿然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他是二十才开始学英语的,他学英语的地方是香港的英文夜校,当时他的身份是一个刚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靠在制衣厂打工养活自己,但“奇迹发生了,从夜校第一堂课起,我便对英文入迷”,对于一个学英语的人来说,英汉词典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称之为“衣食父母”,自然也不为过。

黄灿然翻译过哈金的英文小说《疯狂》,《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中收录了两篇谈哈金的文章。国内谈哈金的不多,黄的这两篇算是谈得算是比较深的。我猜想,可能黄灿然对哈金在美国的经历是有共鸣的:哈金去到美国,用英语写小说,最初是为了养家糊口的需要;而黄灿然年轻时来到香港,何尝没有体会过类似的文化上的差异感和经济上的紧迫感呢?

该书书名中提到的“两大传统”,指的是“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以现代汉语诗歌为切入点,黄灿然在书中探讨了在这两大传统阴影下的写作。

《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本书语感非常好,文字读起来很舒服。我觉得,这和作者本人是一位诗人有关。再说到翻译,我忽然想起忘了是谁说的一句话(说不定是我自己说的):翻译最终比的不是谁的外语好,而是谁的汉语好。一个精通汉语诗歌的人做文学翻译,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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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上海

从我家窗口往楼下看,是一大片灰秃秃的工地。我拍了张照片,用 PhotoShop 修了修,不小心弄出点儿梵高油画的效果。

梵高的上海

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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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反目:从打笔仗到掴耳光

(刊于09年4月24日《文汇报》)

1976年2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

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30多年形同陌路。据说,两人翻脸与女人有关:当年略萨和老婆闹离婚(后来二人重归于好),他老婆曾向马尔克斯寻求安慰,而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的安慰据说超出了略萨可以接受的范围。

文坛是非多——这或许是很多人对这个圈子的共识。当两位作家结了梁子,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口诛笔伐,也可能是直接动用武力。美国学者安东尼•亚瑟(Anthony Arthur)就写了这么一本书,专门论述欧美作家之间的是非,书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学论战——从马克吐温到沃尔夫》(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FromMark Twain toTom Wolfe,陈重仁译,(台湾)时报出版,2008)。该书八章,分别讲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坛恩怨,当事人有海明威、纳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这样的文学大腕。

辛克莱•刘易斯 VS 西奥多•德莱塞

虽说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反目成仇并没被收录其中,但该书记叙的某些场面,其火爆程度上绝不逊色。《反目》第三章写的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之间的纠葛。刘易斯著有《巴比特》等小说,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则以《嘉莉妹妹》等作品闻名,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但最终不敌刘易斯,与诺奖擦肩而过。

这两位作家相识于1907年,都做过杂志编辑,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还对德莱塞大加称赞。然而,两人最终翻脸,起因是德莱塞有抄袭刘易斯妻子的作品之嫌。1927年,德莱塞与刘易斯的女友汤普森恰好都在俄罗斯采访,二人有许多共处的时光,“德莱塞对每个他碰到的女人几乎都设法引诱,所以他色诱刘易斯未来的太太,似乎也不是刻意的恶行”。事后德莱塞和汤普森各写了一本俄国纪行,德莱塞的书中有部分段落明显抄袭了汤普森的文字。刘易斯和德莱塞最终撕破脸皮是在他获诺奖后的一次晚宴上。当时,刘易斯上台讲演,面对包括德莱塞在内的文化名流,宣称自己不屑于在一个剽窃过他老婆3000字的人面前发表演说。晚宴即将结束时,德莱塞把刘易斯叫到一旁的会客室,要求刘易斯收回刚才的话,要不就再讲一遍。谁知刘易斯又说了一遍,德莱塞赏了他一巴掌,问他还要不要再说一遍,刘易斯态度坚决,又重复了一遍,德莱塞就又给了刘易斯一记耳光。当拉架的人群赶到时,刘易斯已经瘫倒在旁,却还在对德莱塞破口大骂:“你不但是个骗子,还是个小偷!”

约翰•厄普代克 VS 汤姆•沃尔夫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崇尚暴力。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也是一对文坛冤家,但二人并没有动过武,他们甚至未曾谋面。厄普代克是美国小说家,以“兔子四部曲”等小说闻名于世;沃尔夫是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的鼻祖,代表作包括《炽烈的虚荣》等。

早在1964年,厄普代克凭小说《马人》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沃尔夫曾撰文讽刺厄普代克领奖时的邋遢模样:“他拖着一双穿了十九个月的平底鞋……浓密厚重的头发简直是中古世纪的发型……他满脸通红,就像是宣统•廉姆斯公司的油漆颜色一样。”隔年他又嘲讽厄普代克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充斥着列宁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感伤’”,暗示这位作家并非文学巨人,只不过是个逐渐成形的小侏儒。1998年,沃尔夫出版了小说《完美的人》,该书十分畅销,但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其中就包括厄普代克,如下评价足以让沃尔夫气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快日薄西山”、“这本书充其量只能拿来娱乐,算不上是文学作品,就算是拿最宽松的文学定义来衡量,也算不上。”当时批评这本书的还有作家约翰•欧文和诺曼•梅勒。对来自这三位年纪都不小的作家的批评,沃尔夫的回应是:“为什么这些‘名气响亮的老小说家’还要‘给特定的新小说下诅咒’呢?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老了,累了,他们担心文学地位即将被人取代。”

厄纳斯特•海明威 VS 格特鲁德•斯坦因

文学地位的改变往往改变作家之间的关系。《反目》第二章写的是厄纳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之间的友谊和交恶。斯坦因比海明威年长20多岁,是一位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及女性主义者,在当地前卫文艺圈中处于领袖地位,她在家中组织派对,进进出出的都是著名文化人。海明威当时还未出名,“像只受困的海豹,脸上还有柔顺的表情”,经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城畸人》作者)的介绍,海明威成了斯坦因的座上客,他们一度交往甚密,在这期间,斯坦因给海明威等作家起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著名的绰号。

几年后,海明威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一本名叫《春潮》的小说里,他不但讽刺了安德森,还讽刺了斯坦因。斯坦因当时没有立刻和海明威翻脸,但在几年后出版的《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一书中对海明威进行了回敬,她指责海明威“受到斯坦因和安德森的塑造成名后,竟然断然否定安德森以及他所有的作品”、“是个冒牌货,假装自己是个现代派,本质上其实是个老牌的传统分子”,斯坦因甚至嘲讽了海明威“运动家”的形象:“海明威很脆弱,他每次只要做点运动,身体就有地方要受伤”。对此,海明威“强忍出拳殴打斯坦因的冲动,回骂斯坦因只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女同性恋,还说她的更年期让她变得‘呆头呆脑’”。虽然这些评语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但后来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正式回敬了斯坦因。这本记录巴黎生活的回忆录中有三章是专门写斯坦因的,文中暗示“斯坦因非但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的,她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化与懒惰的人,根本也无法从海明威身上真正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真实本质,以及他们对战争的反应”,而在题为《一个相当奇妙的结局》的一章中,海明威回忆了他登门拜访时无意中听到的斯坦因和她女伴之间的私房话,暗示斯坦因有失尊严,于是海明威旋即离去,这段友情也从此告终。

纳博科夫 VS 威尔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之间的关系也是由最初的互相欣赏转变为最终的相互指责。二人之中,前者是俄裔美国作家,著有《洛丽塔》、《微暗的火》等小说,后者是美国著名评论家。

纳博科夫于1940年从欧洲来到美国后,结识了不少文化人,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乐于扶持知名度还不算高的作家,曾经帮助过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起初纳博科夫和威尔逊的关系相当密切,写信时用昵称互相称呼,“两人都觉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乐于接受对方的赞扬”。威尔逊希望和纳博科夫一起分享他对一些作家的喜爱,但纳博科夫一向自视甚高,而且“像海明威一样,把别的作家都当成竞争对手”,他瞧不上眼的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安德烈•马尔罗、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托马斯•曼等等。文学见解上的分歧也许是造成二人之间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洛丽塔》一书则成了一个引爆点。该书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之间的畸恋故事。对于这本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作品,威尔逊的评却是“龌龊”。此外,二人对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有分歧:纳博科夫认为此书是“可悲之物,不但笔法笨拙,剧情也很通俗”,而威尔逊却在《纽约客》上夸赞这部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于是,纳博科夫和威尔逊渐行渐远。此后,纳博科夫翻译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著作《尤金•奥涅金》,并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威尔逊却不喜欢这部译作,撰文称纳博科夫的翻译是“令人失望之作”,而且语气颇为尖锐:“大家都知道纳博科夫怪癖倔强的怪脾气,他喜欢戏弄读者,故意惊吓读者或者让读者觉得苦恼。”纳博科夫非常生气,他展开反击,称威尔逊不具备评论俄文的资格。后来他又在其它场合说,其实让他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是“一位亲爱的朋友”竟然“变成了一个爱妒忌的家伙”。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态度转变是否真正出于妒忌还有待研究,但这位评论家说过的一段话倒是颇有意味: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书评作家由衷产生一种创作感,那就是鼓励新作家,并且让书评家们认识这些仍然默默无名的新作家。要是书评家面对的是已为人所知的作家,他们必会油然产生一种权力感,想要打压作家,建立权威……我们目睹了许多作家在他们还无人闻问的时候受到评论家的大力推崇,但后来就被贬抑轻蔑了。

维达尔 VS 卡波特

作家之间的反目也可以带有喜剧色彩。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外表好看、才华横溢、充满抱负、善于社交和自我宣传,他们同样厌恶法国理论家,不喜欢约翰•巴斯,不喜欢“垮掉的一代”,他们两人年纪相仿,都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作家。卡波特因《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作品闻名,维达尔则写过《华盛顿特区》等小说和剧本,并积极参与政治。

虽然二人有颇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位作家从头到尾都是冤家对头,初次在派对上见面就开始互相揶揄。他们都和肯尼迪家族有些交往,这个共同点反倒加剧了他们的矛盾。卡波特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爆料,说维达尔有一次去白宫做客,因为醉酒后胡说八道,被人从白宫扔出门外。维达尔一怒之下将卡波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维达尔还不忘发挥幽默,讽刺卡波特身材矮小。当被问及与卡波特上一次在一场舞会上见面的情景时,维达尔和法官的对答颇为滑稽:

问: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答:我坐在了卡波特的身上。
问:什么意思?
答:我那天没戴眼镜,结果我就坐在他身上了,我以为他是张小矮凳,结果没想到是卡波特。
问: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时候,他坐在哪里?
答:他坐在一张更小的矮凳上。

海尔曼 VS 麦卡锡

因为“名誉受损”而法庭相见的作家并不仅限于卡波特和维达尔。女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也曾将女作家、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告上法庭。事件的起因是麦卡锡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批评海尔曼的作品不诚实。这场官司因为原告去世最终不了了之,但麦卡锡在电视节目中对海尔曼的讽刺却让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海尔曼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吗?
麦卡锡:她写的每件事都不诚实。我就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过,她写的每个字都在说谎,包括“and”和“the”,都在说谎。

作家之间的反目故事当然不止这些。《反目》一书还详述了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C.P.斯诺(C.P. Snow)与F.R.利维斯(F.R. Leavis)之间的矛盾。此外,在未被本书提及的作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尔克斯和略萨,像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与约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与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之间的交恶也是广为人知。

在《反目》的前言中,作者亚瑟问道:好作家会不会是坏人?其实有一些评论家坚决地认为很多作家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但人们为什么乐于窥探作家的缺陷呢?对此亚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绘人性缺憾(以及生命的喜悦),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从负面角度来说,我们的兴趣只不过是一种‘幸灾乐祸’,一种以别人的不幸为乐的卑鄙感受。从正面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作家在艺术中克服自身限制的一种欣赏。”

《反目》一书的主题很容易让读者把此书误解为一本收集文坛八卦的娱乐性读物。事实上,虽然这本书确实充满八卦,但是假如读者对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兴趣,只为寻觅花边新闻而来,那么他肯定会被这本书中大段“不相关的文字”搞没了兴趣——除了八卦,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作家,并对他们的作品和文学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反目》可以被看做一本打着八卦的幌子介绍作家及其作品的著作。读罢此书,读者可能会感觉:那些塑造过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的作家,他们本人也是有血有肉的。

Update(09-04-25)

感谢网友留言提醒,《反目》一书在大陆已经出过简体字译本,书名叫《明争暗斗: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ISBN:9787806619926,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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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方便面

(近日读胡兰成先生《今生今世》一书,心血来潮,戏仿一篇。)

前时我在上海无事,餐馆酒楼亦不大去,却独喜泡面。《子夜歌》里有:“一日不食方便面,通宵面壁不成眠。”基督说:“比一碗方便面更伟大的是两碗方便面。”

喜食方便面的人自然不是少数,可是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它,我亦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泡面是在十三岁那年。辛稼轩词云:“少年不识面滋味,馋,馋,馋。而今识尽面滋味,晚,晚,晚。”我小时看面是面,看汤是汤,见了胡椒粉有思无念,人与物皆清洁到情意亦即是理性。《诗经》云:“面兮面兮,还不熟兮!汤兮汤兮,还不辣兮!”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方便面的妙处:“以调和诸物尽归于面,面具五味而汤独清,如此泡面,忒牛逼也。”当年和爱玲谈及方便面,我把未浸水的干面比做少女,而把烹调好的软面比为熟女,从少女到熟女,关键便是一个“泡”字。

我于方便面,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红楼梦》里林黛玉亦说的是:“黄金万两容易得,泡面一碗也难求。”情有迁异,缘有尽时,人世间的事,其实是百年亦何短,寸阴亦何常。唯有方便面,纵使光阴流转,海枯石烂,只要你倒入开水,静等五分钟,那细细的柔软的面条便随时等你去嘬。无端想起了王昌龄的诗:“人生得意事,好吃又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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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箭》:一部“倒带小说”

(刊于09年4月12日《上海书评》)

在当代英国文坛,谁是最牛的作家?2007年初,《卫报》(The Guardian)在一篇文章中试图把这个头衔授予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一译马丁•阿米斯)。暂且不管这种评价是否准确(该报不久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声称要以自杀的方式对此表示抗议),作为一位当代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绝对和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齐名,而且似乎更红、更具争议性。艾米斯生于1949年,其父是老牌英国作家、“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代表人物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英国文坛坏小子”一直是马丁·艾米斯的绰号。据说,在伦敦的餐馆里,时常有一些青年男子靠谎称自己跟艾米斯很熟来达到吸引异性的目的。

可是,马丁·艾米斯在中国并不广为人知。最近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时间箭》(Time's Arrow)在国内出版,不知这种局面是否可以改变。

《时间箭》是一本不太寻常的小说。假如事先对此书没有丝毫了解,读过几页之后,读者可能会和小说的叙事者一样感到困惑不解:“等一下!为什么我是‘倒着’走回屋子呢?等等!现在天色变暗是因为黄昏,还是黎明?这到底……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次序?”

“倒叙”这种写小说的手法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在《时间箭》中,马丁·艾米斯使用的却是一种把“倒叙”推向极致的讲故事方式——“倒带叙事”。整部小说就好像把一部影碟从尾到头倒着播放了一遍,于是读者面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匪夷所思的场面:“哭得声嘶力竭的孩子因父亲狠狠的一巴掌便恢复了平静,死掉的蚂蚁因路人无心的一脚便恢复了生命,受伤滴血的指头被刀子划过后便立刻愈合无痕……”

这部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家美国医院里,一位名叫托德·富兰德里的退休医生寿终正寝,与此同时,一个“幽灵”诞生了(这个角色似乎可以被理解为死者的灵魂)。作为整部小说的叙事者,“幽灵”发现自己获得了生命,他附着在“主人”身上,乘坐逆行的时光之船,把死者的一生顺序颠倒地过了一遍。小说从富兰德里去世开始,一直写到此人重回娘胎。起初这位退休医生年迈多病、行将就木,但他的体质却越来越好,开始回到医院工作,开始和女人约会。后来他远行来到纽约,在那里,他更换了自己的姓名,变成约翰·杨格,有了一个新家,在城里一家医院上班。1948年夏天,“幽灵”目睹自己和“主人”登上一艘轮船,远航欧洲,开始了一段流亡式的旅行。在欧洲,这位医生再度更名改姓,几经辗转,抵达了德国。在德国,此人恢复了本来的名字——奥狄罗·安沃多本,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工作的年轻纳粹军医,接下去读者以倒带的方式目睹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残杀,于是小说的主题终于昭然若揭。

不同于一般小说,阅读《时间箭》需要读者学会适应这种古怪的叙事方式,有时必须转动大脑、进行自助式“翻译”。小说的叙事者自始至终都没搞清时间是在逆行,他按照常人的思路去解读眼前的一切,于是看到的是一个荒谬无比的世界。例如,书中写到年迈的富兰德里在大街上公然抢夺儿童手中的玩具,他“同时夺走了小孩的玩具和微笑,旋即转到商店去,把玩具换成现金”。这种邪恶的行为令叙事者不齿,然而如果读者动用脑中的“翻译机”把这个事件的顺序颠倒过来,就会发现事情其实是这样的:这位医生(或许出于赎罪的动机)从商店里买了一个玩具,送给了街上的孩子。这种黑白颠倒式的描写遍布全书。下面这段对出租车的描述不乏幽默成分:

出租车这一行似乎已是完美到无可挑剔的行业。当你有需要时,无论是在雨中还是戏院散场,它们都会适时出现在那儿等你。一上车,司机二话不说立刻付钱给你,而且不劳你开口便知道你要去哪里。出租车实在太伟大了,难怪我们下车后还会站在街边,久久不忍离去,不停向它们挥手道别或敬礼……

更有甚者,在小说开头,连人物之间的对话都是通过“倒带”的方式进行:一个人说:“好很,好很。”另一个人应和:“吗好你?”感谢马丁·艾米斯,为了不让读者抓狂,他最终安排叙事者充当翻译,在此书其余的篇幅里把对话中的单字理顺之后再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是,虽然每个句子都可以读懂了,但人物讲话的前后顺序依然是颠倒的,答话总是出现在问话之前,对话的逻辑性要前后颠倒过来才能理解。对于这种对话性文字,除非读者有受虐狂倾向,否则会和我一样,每当遇到大段的对话,就干脆一行一行从后往前倒着看。

马丁·艾米斯写小说以风格化的文字和探索性的手法著称,他喜欢使用讽刺和黑色幽默,绝不是一位老老实实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然而《时间箭》并不仅仅是一部剑走偏锋、玩弄智力游戏的炫技之作。此书曾获布克奖提名,是一部描写大屠杀的严肃作品。

虽然小说的前半部分读起来有荒诞戏谑的感觉,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倒退?),读者可以感觉到气氛开始变得沉重,直至描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部分,小说达到了一个高潮。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然而艾米斯在《时间箭》中展现的场面却是独一无二的。当一段大屠杀的历史被倒带重播,叙事者忽然发现“这世界的运行开始合乎道理”,他看到,在集中营里,一批又一批的死人从焚尸炉、毒气室、粪坑中被“拯救”出来,于是,“营区里的人开始变多。刚开始是一小撮一小撮出现,然后是一整批、一大群”。这些犹太人由奄奄一息、衣不蔽体变得体质健康、衣冠整洁,然后他们一批批地从集中营中离去,登上火车,最终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对此叙事者不乏自豪地说:“我们那不可思议的任务是什么?是凭空制造一个种族。是利用气候造人,利用雷声和闪电造人、利用气体、电力、粪便和火焰造人。”

不难看出,艾米斯在《时间箭》中使用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一经典文学手段,故意安排叙事者对自己所处的颠倒世界懵然无知,用正常的逻辑评论一个倒错的世界,将一段熟悉的历史用一种完全陌生的方式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书中描写的这位纳粹医生,作为“幽灵”的叙事者发现此人一生中很多时间都在给健康的人制造疾病和伤痛,让人无法理解,而只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才真正做起了救死扶伤、制造生命的分内之事。当叙事者用轻松舒畅的语气描述集中营里的种种场面和细节时,读者却完全明白这些事情残酷的本来面目,这种对比效果无疑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和震撼力,让人体会到:纳粹分子对犹太民族的杀戮如此惨绝人寰,以至于这段黑暗的历史只有颠倒过来看才合乎情理和人道。

正如读者可以把《时间箭》里的叙事者看作纳粹医生的灵魂,整部小说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对自己一生往事的追溯:一个负罪的人,在临终之际,灵魂无法安息,于是他不得不沿着记忆之河逆流而上,重新面对生命中最黑暗的部分。
  
小说《时间箭》出版于1991年。除了此书,艾米斯的作品还包括《钱》(Money,1984)、《伦敦场地》(London Fields,1989 )、《信息》(The Information,1995)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爱因斯坦的怪物》(Einstein's Monsters,1987)等等。艾米斯曾经说过:“大屠杀是二十世纪的中心事件。”《爱因斯坦的怪物》、《伦敦场地》和《时间箭》可以算作艾米斯描写大屠杀的三部曲,其中前两部描写核战争的阴影,《时间箭》则直接写到纳粹大屠杀。

马丁·艾米斯在写《时间箭》时受到两本书的重要影响。在写法上,《时间箭》的“倒带叙事”借鉴于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说《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该书以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为背景,也是一部写战争和屠杀的小说(形式上也同样具有大胆创新的精神),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描写——主人公倒着观看一段记录战斗机空袭的影片,艾米斯把这个奇异的场面加以发展,形成了《时间箭》的叙事框架。在内容上,《时间箭》参考了精神病学者罗伯特·杰伊·李弗顿(Robert Jay Lifton)的专著《纳粹医生:医学迫害和种族屠杀心理学》(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该书记录了作者对一批亲身参与过大屠杀的前纳粹医生的采访和分析。书中关于纳粹军医的史料为马丁·艾米斯塑造笔下的人物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让他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个只有倒着讲述才会具有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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