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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内古特的时间旅行(下)

上文

  冯内古特第一部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是《猫的摇篮》。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仍然是一部科幻小说。“猫的摇篮”其实指的是一种用线绳在手上变换出不同图形的儿童游戏(所以又有人把这本书的的书名译为《挑绷子》)。小说讲的是一位名叫乔纳的作家为写一部与广岛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书,结识了“原子弹之父”、科学家费利克斯·霍尼克博士,此人热衷科学研究,却对人类如何使用科技成果毫不关心。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他毫不在意,还和儿子玩儿“挑绷子”的游戏。这位科学家发明了“九号冰”——一种可以让水在室温结成固体的方式。“九号冰”具有连锁效应,可以将与之接触的水固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霍尼克博士死前将“九号冰”分给了三个孩子,他们却把它用来换取各自所需。在一个名叫圣罗伦佐的海岛上,其中一个孩子担任专制政府的科学发展部部长。该岛被一位暴君统治,百姓信奉一种名为“博可诺”的宗教。主人公乔纳来到这个海岛上,却经历了由“九号冰”引起的世界性灾难。
  《猫的摇篮》涉及科技、政治、宗教等题材,充满想象力,带有黑色幽默色彩。小说篇幅并不特别长,却分成一百二十七个章节,每章文字不多,结构松散,带有冯氏特有的东拉西扯的风格。这部小说终于获得了评论界的注意,《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对小说进行了肯定。在读者当中,《猫的摇篮》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他开始拥有自己的“粉丝”。
  若干年后,芝加哥大学把这部小说作为冯内古特的毕业论文,给他补发了二十五年前没有拿到的人类学硕士学位证书。
  冯内古特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小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则是一部题材更为接近现实的小说。主人公艾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通过继承某基金会遗产致富的百万富翁,他梦想帮助世人,同时着迷于当一名消防队员。该基金会的一名年轻律师见财起意,想通过证明罗斯瓦斯精神不正常的方式从中获利。这部讽刺美国社会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更多重视,同样受到了好评。
  然而,冯内古特真正的成功来自下一部长篇小说——《五号屠场》。正是这部以二战时期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为背景的小说让冯内古特费尽了脑筋。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冯内古特大胆地采用了标新立异的叙事方式,使得这部小说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获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十一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四十五岁的冯内古特在书房里枯坐,眉头紧锁。桌子上堆着数不尽的烟蒂和厚厚的一摞纸,上面是他酝酿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小说。屋子里的烟味儿令人窒息,纸上的文字让人沮丧。
  对于这部难写的小说,其实很多问题他已想得十分明白。比如:毫无疑问,他不想美化战争,不想替德累斯顿的轰炸做任何辩解,不想塑造任何英雄形象;他不想把视野局限于这场轰炸本身,他想描述战争对亲历者一生的深远影响;他也想写一写六十年代的美国。
  他发现自己被一些难题困住了。比如: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他本人对那场灾难的记忆支离破碎,那么应该如何从中缕出头绪,整理出一个起承转合的、线性的、完整的故事?再比如,既然同时也要写战后的当代美国,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才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战争对战后生活的影响?还有,在风格上如何处理,才能避免让人感觉故作深沉,突出讽刺效果?
  冯内古特没有告诉我们灵感是如何降临的。也许,当某支香烟被点燃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如火星划破凝固的空气,他忽然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叙事方式,必须打破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模式。
  是的,假如不按时间顺序叙事,就无需把破碎的记忆碎片拼凑完整,小说也就不会陷入对所描绘的事件进行“前因后果”式的诠释,时间跨度也可以被打破,不同年代的故事可以被放在一起……
  打破时间的前后顺序?如何实现?
  也许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灵感划破沉寂,让这位写惯了科幻小说的作家不禁露出喜悦的微笑。他忽然想到一个词:
  时间旅行。

十二

  小说《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毕利·皮尔格林的二战美军战士,这个人物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英雄),他被德军俘虏,和一批美国战俘一起被运到德累斯顿。在那里,他经历了英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目睹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夜间化为灰烬。战后,毕利结婚生子,成为一名配镜师。他在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途中遭遇飞机失事,此后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宣称自己曾遭外星人劫持,被绑架到一个名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和一个好莱坞女星一起被关在那个星球的动物园里供外星人参观。同时,他具有一种“挣脱时间羁绊”的特异功能,曾多次脱开时间链的束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做“时间旅行”。
  《五号屠场》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二战中的欧洲、战后的美国、以及“特拉法玛多”星球。但小说叙事并没有按照事件的前后顺序依次讲述,而是跟随主人公毕利的“时间旅行”,在三个场景之间来回穿梭。例如,小说开头描写了一段二战中毕利和战友行军的过程,在一个树林里,毕利忽然开始时间旅行,回到童年,从那里他又来到战后的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然后又回到二战战场,被德军俘虏,被俘过程中他再次穿越时空,来到战后,被飞碟劫往外星……如此这般,整部小说在二战战场、战后的美国和外星之间来回穿梭,故事情节在时间坐标轴上前前后后来回跳跃,仿佛是对主人公一生中生活场景的看似无序的拼凑。
  冯内古特在这部作品里还使用了“元叙事”的手段。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本人出现在读者面前,回忆了当初写这部小说时遇到的困难,东拉西扯地讲述了写作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他甚至提前告诉读者这部小说将以哪一句话开始、哪一句话结束。在第二章,作者把主人公的一生简短地总结了一遍,几乎完全放弃了在情节上制造悬念(同时这个小结也可以让读者对故事梗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至于被后面跳来跳去的时空穿梭搞糊涂)。
  在叙事语言方面,冯内古特大量使用平实的口语,语气如聊天一般,夹杂着戏谑和调侃,再加上书中出现的外星人、时间旅行等荒诞情节,使小说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
  然而这里的幽默毕竟是黑色的。小说虽然形式怪诞,但读者能够感觉到文字背后的悲凉。战争不但夺去了大量宝贵的生命,也让活着的人丧失了信念,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于是精神分裂、宿命论成为回避痛苦的途径。
  《五号屠场》出版于一九六九年,当时正是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大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冯内古特被邀请到各地发表演讲,到大学讲课,这本书带来的丰厚收入让他从此衣食无忧。评论界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冯内古特从此不再是个“不入流”的科幻小说作者,他终于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

十三

  他自杀时六十二岁。
  一九八四年,著名作家冯内古特在纽约家中吞下了大剂量的药物,试图自杀。后经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对于那次自杀的细节很难找到详细的资料。在介绍冯内古特生平的文章中偶尔会读到这一事件,然而这些文字对此大多一带而过。也许人们更乐于接受冯内古特诙谐风趣的一面,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位作家曾经长期被抑郁症所困扰这一事实。
  是什么让这位作家走向抑郁的呢?
  也许,他的抑郁与父母有关。少年时期父母对子女的疏离以及后来母亲的自杀无疑会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阴影。冯内古特曾坦言,从六岁起,他就开始经历定期的情绪爆发。
  也许,他的抑郁与婚姻破裂有关。一九七一年,冯内古特和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珍妮分居。他自己离开科德角,搬到了纽约市(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与第二任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婚,定居纽约)。
  也许,他的抑郁与儿子有关。一九七二年,冯内古特的儿子、二十三岁的马克·冯内古特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来他经医治康复,并写过一本相关的回忆录,现为一名医生)。
  也许,他的抑郁与二战中的经历有关。在战争中冯内古特做过战俘,目睹过屠杀。
  也许,他的抑郁与写作有关。《五号屠场》获得成功后,冯内古特忽然感觉该写的都已写完,接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写了。后来他开始创作《冠军早餐》,但自己感觉并不满意,曾经中途停笔,去写过一阵舞台剧。《冠军早餐》最终于一九七三年出版,却遭到评论界尖锐的批评。一九七六年冯内古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打闹剧》,不料反应更糟。文学界似乎试图将这位理科毕业、写过通俗小说、如今十分畅销的作家拒之门外。冯内古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暗指我是个粗俗的作家,指责我虽然写作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经典,说我不是一个得体的人,因为我曾经很起劲儿地给流行杂志写过烂小说。”
  也许,他的抑郁一直在伴随他,只是在那一天,某个细小的豁口偶然裂开,于是,长时间聚积的浊水猛然间汇成一股猛烈的洪流,决堤而出。

十四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写作。冯内古特坚持写小说,写小说时他坚持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谈论人类的痛苦、生活的荒谬,谈论不幸,谈论死亡。他笔下的句子简短直白,他的叙事方式天马行空,他的作品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幽默感。
  冯内古特是这样谈论幽默的:

  幽默差不多是对恐惧的生理反应。弗洛伊德说,幽默是对挫折的反应——几种反应之一。
  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多年前,我在做一个滑稽电视系列节目……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这一要素会让观众笑得要死,而他们又发现不了我们是怎么逗人捧腹大笑的。
  真的,有一种东西叫没有笑声的玩笑,弗洛伊德把它称作绞刑架上的幽默。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它是那样的无助,以致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也许只有精通痛苦的人才能精通幽默。冯内古特应该属于这种人。
  对于一个精通幽默的人,也许痛苦会来得稍稍可以忍受一些。

十五

  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凭借长篇小说《囚鸟》使自己在文学界的声誉得以重振。这部小说更具现实主义色彩,通过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自述,揭示了美国社会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混乱。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一生中多次入狱的经历,并穿插了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越战、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这部作品仍然是一部充满讽刺和笑料的黑色幽默小说。这本书让人们发现:冯内古特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还有很多话可说。
  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蓝胡子》则显示了冯内古特在写作上的新突破。该书以一位七十多岁的独眼画家的自传形式出现。这位画家与童话《蓝胡子》的主人公一样,也有一个不愿说出的秘密。当一位女性闯入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开始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
  在这篇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里,冯内古特放弃了常用的科幻小说的模式,着重描写艺术对人的影响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冯内古特并不是一位以描写女性见长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里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这本书仍然带有幽默色彩,但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很多关于艺术的思考和见解。
  冯内古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的《时震》。该书又是一部科幻小说,虚构人物、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再次登场。所谓“时震”,指的是一种“时间震荡”——在二○○一年的某一时刻,时间忽然返回一九九一年,于是所有人不得不毫不走样地重复过去十年内已经经历过一遍的生活。这部小说探讨的是自由意志,但同时又像一部冯内古特本人的自传,因为他把很多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写进了书中。

十六

  二○○○年一月的一个夜晚,一股浓烟从位于纽约市第四十八街的一座住宅楼的二楼窗口冒出,透过窗帘可以看到房间里闪烁着火光。当消防车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失火的房间已经被火焰吞噬掉一大半的家具和陈设。室内弥漫着浓烟,房间里躺着一个已经昏倒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七十七岁的作家冯内古特。
  十五年以前,他曾经在这里服药自杀,经过即时抢救,才被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
  五十多年以前,他曾经目睹了自己母亲的自杀。母亲得了忧郁症。母亲没有活过来。
  他本人也曾被忧郁症困扰。他曾长时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定期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人们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可以读到关于精神崩溃、关于抑郁、关于自杀的描写。
  但是人们喜欢把他的小说称为黑色幽默小说。
  因为他在小说里既讲不幸,也讲笑话。
  他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昏迷不醒。
  但他再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事后,当他回忆起那次事件,他会开玩笑说:如果那次真的死了,应该算是死得像模像样!
  那天晚上,他躺在家里二楼的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里的橄榄球赛。那应该是一场很不精彩的比赛,因为他中途睡着了,手里还夹着香烟。仍在燃烧的香烟引起了那场大火。烟草公司的警告其实是有道理的:吸烟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和十五年前一样,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又醒了过来。
  在昏迷中他很可能再次和死神进行了对话。这次,他说的应该是:嘿嘿,我真的不想走。

(完)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相关链接:冯内古特的时间旅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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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内古特的时间旅行(上)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一九六七年,有一个写小说的人被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搞得焦头烂额。此人四十五岁,是个美国人,名叫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他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又出过几本长篇科幻小说,没什么大名气。
  可是那一年他的运气不错。他获得了一笔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用来资助他写一本关于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长篇小说。德累斯顿曾经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但在一九四五年被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平地,有十三万五千当地居民丧生。当时冯内古特作为一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兵亲历了那次事件,他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如今,这笔资助终于可以让他实现这个计划,他甚至可以用这笔钱重返德国去搜集素材。
  可是他却被这本书难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对于那场灾难,冯内古特本人的记忆中仅仅残留着一些零星的片段,他去访问当地居民和当年的战友,受访者也都回忆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发现自己很难套用传统小说的结构来写这本书,他更不想美化战争、美化屠杀。
  他的写作陷入了困境。“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多年以后,他回忆说。

  

  多年以后,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去世。几天前,这位写过《五号屠场》、《猫的摇篮》、《冠军早餐》等以黑色幽默著称的作家,在家中不慎跌倒,造成脑部损伤,最终医治无效,享年八十四岁。
  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
  “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已成为美国反文化思潮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也让他成为一位文学偶像,尤其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学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宿舍里和年轻人牛仔裤的后兜中随处可见被翻烂的冯内古特的书。像马克·吐温一样,冯内古特使用幽默这一手段来探讨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冯内古特写作的主题并非都是形而上学的。比如他也会写平庸的消费文化,或者环境的破坏,其中混合着科学虚构、哲学与很多笑话。”

  


  
  住在纽约一大道和二大道之间四十八街附近的居民能够回忆起当年经常出现在这个街区的一个老头:他有一头乱蓬蓬的银灰色的卷发,留着马克·吐温式的灰白色胡子。他悠闲地坐在街边的一张木椅上,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身旁蹲着一只小小的白毛狗。
  他就住在附近。他是个作家。虽然他写过科幻小说,但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高科技化。今天早晨他刚写了篇二十页的稿子,他打电话给住在一百英里以外的卡罗小姐,问她愿不愿意帮他把这篇文章用打字机打出来。一如往常,卡罗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出门来买信封,顺便遛狗。他在家门口的杂货店和印度店主笑着聊了几句,买了一个信封,然后牵着小狗走到街角的邮局,把装了稿子的信封交给柜台后的女士(他一直认为她是个出众的美女)。走出邮局,他感觉心情不错。天气晴好,阳光洒在曼哈顿的楼群之间。他牵着小狗走到四十七街,在街边供路人休息的木椅上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眯起眼睛看对面阳光中的马路。
  行人从他身边经过时偶尔会相互嘀咕一句:“这人不会就是……冯内古特吧?!”他们会偷偷多看一眼,于是他们发现老头手里的香烟顶着一截长长的、摇摇欲坠的烟灰,再仔细看,可以发现老头的衬衣和裤子上点缀着一个个被烧焦的小洞。
  冯内古特从十几岁就开始抽不带过滤嘴的“长红”牌香烟,烟瘾极大。他在八十一岁时扬言要把布朗和威廉森烟草公司告上法庭,因为他们在烟盒上宣称香烟可以致命,但他本人却一直活着。
  冯内古特说过:世界末日的到来不可能那么快,吸烟是一种相当有保证、相当体面的自杀方式。

 

  母亲自杀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母亲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富人之家,和父亲一样,也是德国移民的后代。父亲老库尔特·冯内古特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本州很多著名建筑物都出自父亲之手。这对夫妇热爱德国文学和德国音乐,一战之前,这个富足的家庭保留着德国传统。但一战的爆发使他们切断了和德国的联系。一九二二年当他们的儿子小库尔特·冯内古特降生以后,这对夫妇没有教他德语,也没有把他们喜爱的德国文化介绍给他。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从中学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为校刊撰稿,学会了如何为读者而不是为老师写作。一九四○年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同时花大量时间为校刊撰稿。一九四三年,当他因课业成绩不佳面临被学校请退的可能性时,这个年轻人主动离开学校,应征入伍。
  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逐渐败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个曾一度富有而风光的男人变得消沉、自闭,他整日无所事事,回避家人和孩子。疏离的父子关系也许能够解释后来成为作家的儿子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描绘——在他的小说里,大部分父亲都显得孤僻冷漠,对孩子毫不关心。在他长篇小说处女作《自动钢琴》中,读者可以读到因缺乏有意义的工作而导致的人性丧失。
  库尔特的母亲则由忧郁走向了精神崩溃。和丈夫一样,她自闭独处,远离子女的生活。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她一直梦想两件事:一、成为一位小说作家,二、搬到科德角去居住。曾有一段时期,她试着为流行杂志撰写短篇小说,但她的作品全部遭到杂志社的回绝,这使她变得越来越尖刻,越来越神经质,她时常当着子女的面恶毒地咒骂她的丈夫。他的孩子们相信,母亲精神失常了。
  终于有一天,这位对生活丧失希望的母亲在家中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那一天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母亲节。
  那一天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正好待在家中。第二天,他就要随部队离开美国,开赴二战战场。
  


 
  在小说《冠军早餐》的第十七章,冯内古特在叙述本尼的母亲发疯后自杀的情节时,提到了自己的母亲。
  冯内古特喜欢在小说里东拉西扯,而且常常以本人的面目出现在虚构的故事中,他喜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塞进小说里去。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的叙事语气并没有偏离贯穿全书的风格,仍然是略带戏谑和调侃的东拉西扯:
  你听着:本尼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她们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两个人都会激动地谈论什么爱情,和平,战争,邪恶和绝望,过去的好日子,过去的坏日子。两个母亲都自杀了。本尼的母亲吞服德拉诺,我母亲吞安眠药,这不是那么糟糕。

  这不是那么糟糕?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作者担心读者读至此处会黯然伤心,于是他站出来,奉劝读者无需为此伤神,请继续保持阅读这本幽默小说的好心情。

  

  当人们谈论冯内古特的小说,会经常使用如下这些标签:黑色幽默、科幻小说、讽刺文学、后现代小说。
  《冠军早餐》出版于一九七三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星球上”,主人公是“两个孤苦伶仃、瘦骨嶙峋的年纪相当老的白人”。其中一位,德维恩·胡佛,是一个相貌平常但内心发疯的汽车销售商,他迷恋上了另一位主人公,落魄的科幻小说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并把他书中所写的一切信以为真。基尔戈·特劳特是在冯内古特不同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这位不得志的科幻小说家外表怪诞疯狂,但实际上内心非常清醒。小说从特劳特接受邀请参加胡佛所在小城的艺术节开始,一直写到两位主人公的最终会面,中间穿插了很多对美国社会的揶揄讽刺,并配有多幅作者亲手绘制的漫画插图,充满笑料。
  冯内古特不但担当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者,还安排自己和虚构的人物一起出场。书中有一段作者和自己的对话:

  “你在写的这本书太糟了。”我对自己说。
  “我知道。”我说。
  “你是害怕你也会像你母亲那样自杀。”我说。
  “我知道。”我说。

  《冠军早餐》的结尾是冯内古特本人和基尔戈·特劳特的对话。这位虚构的科幻小说作家“用我父亲的声音”对作者高喊:“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让我年轻!”
  基尔戈·特劳特大概是冯内古特本人最喜爱的笔下人物之一。这个角色出现在《冠军早餐》、《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五号屠场》、《囚鸟》、《时震》等多部小说中。据说特劳特的原型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西奥多·斯特金,但从这个虚构的科幻小说作家身上也能看到冯内古特本人的影子。

  冯内古特至少在两方面和基尔戈·特劳特处境相似:一、他写科幻小说。二、早期他曾经一度不得志,作品无人问津。
  一九四七年,冯内古特在经济上困窘不堪。此时他已从二战战场归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两年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却没有通过答辩,离开学校时,仍然是一个仅有高中文凭的人。此时他已结婚生子,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需要养活。
  经哥哥介绍,冯内古特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是理科出身,他被安排为公司实验室撰写研究报告。虽然他喜欢与科学家为伍,但深感这份工作并不合自己胃口,于是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挣了七百五十美元稿费,相当于他当时六个星期的工资,紧接着第二个短篇又拿了九百五十美元,于是冯内古特决定辞去工作,全职写小说。(在当时,在那个电视、互联网还没有把读者夺走的年代,仅靠写短篇小说是可以养活一个作家的。这在如今几乎不可能。)
  辞职后,他把家搬到了位于科德角的一个风光如画的小城,开始了职业小说家生涯。
  现在,冯内古特住在科德角,写短篇小说——这正是他母亲在自杀前一直梦想但并没有实现的两件事。

  

   一九五二年,冯内古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自动钢琴》。这部作品属于“软科幻小说”,其核心主题并非技术,而是社会和人。这部小说具有反乌托邦的色彩,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但他们最终意识到:人类最需要是希望和目标。冯内古特写《自动钢琴》受到了在通用电气的工作经历的启发。小说出版后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重视。
  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和第三部长篇《夜母》也基本上无人重视。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冯内古特说:“那时候我的小说甚至连评论的人都没有。当时《绅士》杂志上登过一个美国文学界名录,稍微有一点儿价值的当代作家都会保证被包括在内。那里面没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低人一等。”
  冯内古特笔下的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也许是作者早期不得志的写照。特劳特的生活孤单落魄,他总是有很多奇怪的点子,写了不少内容怪异的科幻小说,但从没有得到过评论界的认可,从未畅销,他的小说一度只能在出售色情读物的书店里见到——店主把它放在橱窗里,当作遮掩门面的幌子。

  

  在那个时期,冯内古特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九五七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不久,冯内古特四十一岁的姐姐爱丽丝——一位他挚爱的亲人——死于癌症。
  爱丽丝去世的前一天,她的丈夫詹姆斯在去医院看望她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这对不幸的夫妇死后留下四个无人照顾的男孩,冯内古特夫妇领养了其中三个。加上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在家中有六个小孩需要他们养活。
  这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冯内古特做过教师、广告商,还开过出售绅宝牌汽车的车行。
  在小说《时震》中,冯内古特写道:有记者问我的儿子马克:从小生长在一个有一位名人父亲的家庭中是一种什么感觉?马克回答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个卖车的,他连一份在科德角专科学校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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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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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的《空中花园谋杀案》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我家住在“上海现代戏剧谷”当中。我区的区委书记龚德庆同志指出:“我希望上海现代戏剧谷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静安区、上海、中国、世界的一个代表性文化地标!”

作为谷民,前几天我去南京西路的上海商城剧院看了一场孟京辉的新戏——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

掐指一算,从九十年代到现在,我到剧场看过的孟氏话剧包括《思凡》、《阳台》、《我爱XXX》、《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爱比死更冷酷》——这些都是在北京看的。这场《空中花园谋杀案》是第一次在上海看孟导的戏,也是孟京辉导演首次尝试音乐剧。

我喜欢看小剧场实验话剧。坐在小剧场里,灯光一亮,演员哗啦哗啦地走到离你如此之近的小舞台上来,心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美滋儿滋儿的,充满愉悦感。即使是孟京辉最近最具争议的《爱比死更冷酷》(演员和观众席之间隔着一面厚玻璃墙,观众需要戴耳机才能听到舞台上的声音,演出中一直有一个画外音在朗诵剧本),我也看得挺舒服。

读小说也好、看戏也好,最怕的其实不是瞎写、胡演,对我来说,最怕的是没有任何创意的陈词滥调(Cliché——这个外文词儿用在此处最为贴切)。在我们周围,小说、电影、电视剧——这些圈儿里你放眼望去,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一大批人都在那里不断地重复着别人以前鼓捣出来的套路,操着别人的腔调说着别人说过的话。这些人当中有的可能是为了赚钱,有的可能是出于缺少才华,有的可能是因为脑子暂时还没开窍。

所以,那批专门说自己的话、玩儿自己的游戏、而且不断试图玩出点儿新鲜玩意儿来的人,他们的存在是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一般来说,这帮人自己活得也比较高兴)。

瞎扯扯远了。《空中花园谋杀案》可能是我看过的孟氏话剧中故事性最强的,讲的是一个房地产大亨遭人谋杀,一些人为了获得奖励给提供线索者的高级住宅,策划各种骗局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监狱父子”一场和后面的“法国餐馆”一场。演员当中,我比较欣赏“厨师长”、“大夫”和“皮皮虾”的表演。

对于音乐剧(大概也包括戏曲),我觉着吧,人物塑造、主题深度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是重点,听唱好像比听故事更重要。所以,即使故事是一个“谋杀案”这样的通俗故事,即使人物是一些扁平人物,托起一部音乐剧(甚至是出色的音乐剧)应该都是不成问题的。音乐剧的出彩大概要通过包括音乐在内的精彩场面出彩。而孟京辉的话剧本来就是靠精彩的场面出彩的——诗歌式的台词、抽象的表现形式、集体动作、爆发和抒情的结合、精致的舞美——这些本来就是非常适合音乐剧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添些音乐,这不就齐活儿了吗?有这么简单吗?我不知道,嘿嘿。

孟京辉强调过《空中花园谋杀案》是一出以摇滚、流行音乐为主的音乐剧。作为一个音乐方面的外行,反正我觉得这部戏的音乐挺好听的(这种句式真不专业。),可是在音乐方面你要说让人过耳不忘、连呼牛逼的,好像这部戏里也没有。经典的话剧、电影会留下经典的台词,那么经典的音乐剧是不是也应该留下经典的音乐呢?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吧,《空中花园谋杀案》似乎离经典还稍有距离。不过,听说孟京辉接着还要排好几出音乐剧呢。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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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拍上海

作为一个摄影门外汉(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光圈、快门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摄影原理,从来只会用照相机的自动档),我一直有一个变态的“理念”:摄影器材的好坏不重要,烂相机也能拍出好片子!我就是要用最便宜的破相机,挑战你们这帮牛逼专业人士!(呵呵。)最近我又对本人这一伟大的摄影思想进行了一些实践,我手举诺基亚 N70 手机,拍了几张烂照片,然后用 Photoshop 进行了一定的后期处理(必须承认,你看到的效果都是 Photoshop 做出来的,并不是我的手机有多好)。拿出来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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