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回忆:和文学刊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多描写美国蓝领阶层,这应该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卡佛出生于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即开始工作,19岁就结了婚,靠打零工养活自己的家庭。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呢?卡佛的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A New Path to the Waterfall)中收录有作者的一篇随笔(Some Prose on Poetry),在这篇文章里,卡佛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文学刊物的经历。

(我当初差点儿把这件事编成一篇小说,放在那篇写给《人民文学》的介绍卡佛的文章里。因为自己不满意,最终删掉了。)

以下是这篇随笔的节选(比目鱼译):

很多年以前——应该是1956或者1957年前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已经结了婚,住在华盛顿州东部一个叫做亚基马的小城,靠给城里一家药房的顾客上门送药养活自己。有一天,我开车到城中的高档住宅区去给一户人家送一份处方药,一位手脚灵活、身穿羊毛衫的老者邀请我进屋,他去找支票本,让我在客厅里等他。

客厅里有很多书,那些书放得到处都是,茶几上、小桌上、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所有空地都成了堆放书籍的地方。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个占据了一面墙的小型图书馆。(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个人”图书馆呢——一个私人住宅,配备着专门定制的书架,上面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书。)我坐在那里等那位老人,眼睛四处打量。我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印着一个虽然简单却让我感到惊奇的名字:《诗歌》(Poetry)。我拿起那本杂志,惊讶不已。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一本“文学刊物”,更不要说诗歌杂志了,我简直目瞪口呆。或许当时有些贪婪,我又拿起一本书,书名是《小评论选集》(The Little Review Anthology),由玛格丽特•安德森编辑。(多说一句:当时我不懂“编辑”是什么意思,那个词让我感觉神秘莫测。)我翻看那本杂志,后来更加冒失,开始一页一页地读起那本书来。书中有很多首诗,还有散文和看起来像是评论的文章,而每一首选登的诗竟然都配有几页纸长的解说文字。这到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我暗自惊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一本像这样的书——当然,也没有见过像《诗歌》这样的杂志。我端详着这些书刊,心中暗自垂涎三尺。

那位老先生写完支票以后,好像猜穿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把那本书拿走吧,孩子。书里面说不定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你对诗感兴趣吗?那就把那本杂志也带走吧!说不定将来你自己也会写点儿东西。要是你真的写了,你得知道投稿的地方啊!”

投稿的地方!那一瞬间,虽然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感觉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我正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常被“写点儿东西”的欲望纠缠,也试着写过几首笨拙的诗。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会有那么一个地方,你可以把你花费心思写出来的东西投递过去,好让别人看到,甚至很有可能被发表出来——真是难以置信,至少看起来如此!然而,此时此刻,我手里的这本杂志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吗: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某些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会定期出版一本——天哪——关于诗歌的月刊!我感到惊愕。就像我说的那样,我觉得自己正面临一次重大的启示。我对那位老先生道了好几遍谢才出了门。我把他给我的支票交给了药房的药剂师,然后我带着那本《诗歌》杂志和《小评论》文选回到家里。于是,一段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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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作家•刺杀

今天,2009年2月14日,情人节。傍晚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徐来(钱烈宪)在单向街书店被人刺伤,目前已送医院”。

“钱烈宪要发炎”是我通过RSS订阅的几个时评博客之一。08年同一作者署名“徐来”出版过《想象中的动物》——一本和他的博客风格完全不同、充满想象力的书。如果事先不知道,很难想像徐来和钱烈宪是同一个人。

遇刺地点是单向街书店万达店,和我在北京住的地方很近,走路过去用不了十分钟。如果在北京,估计我也会去参加今天下午的那个活动

最新短信:“因腹内积水,钱烈宪需在朝阳医院手术,应无大碍,但可能伤到内脏。”

二0年前的今天,19八9年2月14日,情人节。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的小说,在这一天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死刑,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他。从此,拉什迪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有大约10年的时间一直处于英国警方非常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

最新消息:本周三伊朗官方宣布:对拉什迪的死刑判决仍然有效。

这个世界也许比我们想像的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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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京沪国际文学节(in English Only, Again)

北京:Bookworm Literary Festival 2009

上海: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2009

关于每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国际文学节,我一年前写过一篇博客,今年,情况和去年一样。上面是活动链接。下面COPY自去年的那篇博客,所谈内容今年依然适用:

回国后有个现象我一直觉得挺奇怪:不论北京还是上海,最好的介绍当地文化娱乐的杂志好像都是面向老外的英文杂志:《That’s Beijing》、《That’s Shanghai》、《City Weekend》、《Time Out》,等等。这两年以来这些英文杂志成了我了解北京和上海文化活动和吃喝玩乐的重要渠道。虽然也有类似的中文杂志,但好像办得并不如英文版的好,你说奇怪不奇怪。

最近,春天来了,我从这些英文媒介上发现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都迎来了各自的国际文学节(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北京国际文学节的地点在三里屯的Bookworm,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地点在外滩的Glamour Bar。看看活动安排,还都不错,从世界各地来了不少名气大小不等的作家,值得去听听。当然,几乎都是英文发言(估计没有中文翻译),内容也并不以聊中国文学为主。

我不太明白,国际文学节都开到我们这儿来了(已经好几届了都),我们自己怎么就没有一个定期举行的、有规模的、讲汉语的、谈中国文学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文学节呢?我们中国的作家不也一堆一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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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的90岁生日

今天,2009年1月1日,是美国作家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生日。这位作家生于1919年1月1日,到今天整好90岁。

塞林格最有名的小说自然是《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不过我本人更喜欢另一本名叫《九故事》(Nine Stories)的短篇小说集。1995年我在亚特兰大的一家书店里买了这本薄薄的小书——好像是我在美国买的第一本英文小说。这本书收集了九个短篇,故称“九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香蕉鱼的好日子》,又译《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印象中这本书里的很多小说中都隐隐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气氛。印象中,这种气氛极具魅力。

写至此处,忽然感觉自己在谈论一位已经过世的作家。可是,塞林格依然健在,为什么会让人这样谈论他?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家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躲开公共视线,过起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人们知道他住在Cornish, New Hampshire,但几十年来很少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消息,也一直没有任何新书出版。塞林格仍然活着,但他选择隐居、沉默,这其实更增加了这位作家的神秘感。

2007我认识了一位叫彭伦的做出版的朋友,他做了塞林格的两本书《九故事》和《弗兰妮与祖伊》,今年要出另一本塞林格的小说《抬高房梁,木匠/西摩:小传》。彭伦提到过一段和塞林格打交道的经历:2007年,中文版《九故事》出版前,塞林格专门通过经纪公司对该书的装帧设计提出了非常细的要求:“中文版封面上,不得使用任何照片、绘图;全书不得有作者简介;不得有序言、后记之类原书没有的内容;不能在封底等位置引用其他人的评语;封面上的书名必须放在作者名字上面,而且字号得比作者名字大。”

彭伦兄讲的这件事大概可以让人放心了:塞林格老师仍然健康地活着,而且,看来他依然头脑清醒,依然在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事,依然是一个不愿流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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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 (下)

接上文《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上)》

极简主义
  
  “评论家讨论我作品的时候经常使用“极简主义”这个词。但这个标签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雷蒙德•卡佛
  
  “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个卡佛本人并不喜欢的词——如果拿来形容卡佛的一些小说,尤其是那些早期的、收集在《请你安静些,好吗?》和《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这两本集子里的小说,倒也不能说完全不恰当。对于这些小说,人们喜欢把它们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相比:都是惜字如金,省略了很多东西。
  卡佛的读者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跳个舞呢?》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的婚姻背景和感情经历,也搞不清这个人把家当卖了以后要到哪里去。但是有一定生活经验的读者可以猜出:这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他遭受了感情上的打击,他比较悲观,同时还残留着一点点浪漫的情绪。就像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样,这种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空白的阅读经验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如果拿海明威和卡佛来比较,我感觉,海明威的短篇好像写得更“浪漫”,他对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仁慈”:即使写一个对生活绝望、身陷孤独的老人,他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让他喝上几杯;即使写一个即将被迫堕胎、充满失落感的年轻女子,他也会给她安排一个车站旁的小酒馆,让她可以坐在那里欣赏到远处“白象似的群山”。而卡佛对笔下的人物就显得“残酷”得多。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不敏感甚至感情迟钝,我们很少看到他们沉浸在带有任何“诗意”的气氛中。他们总是被各种困境、打击所包围,困惑、颓唐、不知所措甚至彻底消沉。浪漫情绪不属于这些人。
  1983年,卡佛出版了小说集《大教堂》。评论家和读者发现,“极简”不再是这些小说的风格。这些小说里出现了更多的人物背景交代,更细腻的描写,篇幅也更长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一本小说集《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中收录过的小说《洗澡》(Bath)在这本书中被再次收录,但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篇幅加长了几乎两倍,题目也被改为《好事一小件》(A Small, Good Thing)。
  《大教堂》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因为卡佛放弃他“固有”的风格而感到失望,相反,他们投来赞许,报以掌声。
  《大教堂》显示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文字风格上。比起以前的小说,这些新作中减少了“冷酷”,增加了“温情”,读起来更加“光明”了。
  标题小说《大教堂》被普遍认为是卡佛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给人感觉内心空虚、生活颓唐的男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他老婆以前的朋友,一位盲人。这个住在外地、刚刚丧偶的盲人一直和她老婆保持通信,谈论各自的的生活。对于盲人的探访叙事者比较抵触,还夹杂着一些妒忌。小说通过这个男子的视角,很细致地描写了盲人的到来、聊天、吃饭等细节,读者可以感觉到他那种冷淡的态度和不情愿的情绪,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叙事者的老婆先睡了,留下他和这位盲人坐在沙发上。叙事者依然很冷淡,自顾自地看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一边和盲人聊着一些不疼不痒的话,还怂恿客人抽了一只大麻。在接近小说结尾的时候,电视里开始播放一部关于建造大教堂的纪录片。盲人想知道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叙事者开始用笨拙的语言向他描述。这种尝试失败以后,盲人建议叙事者采取以外一种方式,他建议叙事者在一张纸上用笔画下大教堂的样子,而他则把自己的手扣在叙事者的手上,跟随前者的动作感觉大教堂的样子,盲人还建议叙事者闭上眼睛,他照办了。结果,在这个描绘大教堂的过程中叙事者进入了一种近乎“忘我”的状态。在小说结尾处,盲人让他睁开眼睛看一看—— 
  但我仍然闭着眼睛。我想就这样再待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吗?”
  我的眼睛仍然闭着。我在自己家里,这我知道。可我感觉我不在任何地方。
  “真是了不起。”我说。
  《好事一小件》是另一篇人们喜欢谈论的小说。评论家尤其喜欢分析这篇小说,因为他是卡佛前期出版过的小说《洗澡》的“加长版”,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对比,这难倒不是研究卡佛从“极简主义”返璞归真的最好方法吗?
  《好事一小件》和《洗澡》的故事基本相同:一个母亲去面包房为即将过生日的儿子订了一个蛋糕。儿子在生日那天不幸遇上车祸,昏迷不醒,被送入医院。夫妇二人守在病床前,痛苦而且焦急。丈夫抽空回家去洗澡,碰巧有人打来电话,提醒他蛋糕还没有拿。丈夫不知道妻子订生日蛋糕的事,把对方的来电当成了骚扰电话。夫妇两人在医院又守护了几天,儿子依然昏迷不醒,妻子回家洗澡、喂狗,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对方说是关于他儿子的事。
  小说《洗澡》在此处戛然而止。我们不知道医院里的儿子最后是否得救,甚至不知道结尾处的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虽然很有可能是面包师再次带来的,但也很可能是医院打来电话通知紧急情况。和其它卡佛的“极简”小说一样,《洗澡》没有交代人物背景,语言简洁,叙事不带感情色彩,这使得这篇关于生死和家庭不幸的小说读后给人一种近乎冷酷的感觉。
  而《好事一小件》则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这篇小说里增加了人物背景交代和更多的心理描写,故事也没有停留在《洗澡》结尾的地方。读者可以肯定,妻子收到的电话是面包师打来的,但妻子也忘了订蛋糕的事,同样把来电当成了骚扰电话。妻子回到医院,儿子最终医治无效,死去了。悲痛的夫妇回到家里,同样的电话却再次打来,夫妇二人最终搞清电话来自面包房,一直被压抑的悲痛此刻转化成对面包师的愤怒。二人在午夜开车去找来电者算账。在面包房里,他们遇到了那个孤独的老面包师。知情后的面包师对夫妇二人诚恳地道歉,让他们落座,还拿出刚烤好的热面包给他们吃。他说,你们得吃点儿东西才能挺住。在这种情况下,吃,是一件微不足道但会很有帮助的事情。于是夫妇二人吃了很多面包,还听面包师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们聊了一个晚上,天亮了,他们还没打算离去。
  不难看出,《好事一小件》从家庭悲剧开始,以陌生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告终,和《洗澡》所传达的感受完全不同。

  
文学编辑

  “约翰•加德纳说,如果你能用十五个字写出来,就不要用二十五个字。戈登•利什则相信,如果五个字够用,那就别用十五个字。”——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于1988年去世,但在他死后的二十年中人们不时能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猜测和传闻,有人甚至怀疑卡佛的很多小说是由别人代写的。如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已经被基本搞清。要谈这件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戈登•利什(Gordon Lish)的文学编辑。
  1967年,卡佛在加州做课本编辑时结识了办公室仅隔一条马路的另一位编辑戈登•利什,二人常在一起喝酒、聊文学,不久成为好友。几年后利什去纽约做了《绅士》杂志(Esquire)的小说编辑,负责寻找文学新人。此时卡佛仍然名不见经传,发表过的小说局限于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文学刊物。利什劝卡佛给《绅士》投稿,于是卡佛交给利什自己的几个短篇,均在70年代初得以发表。
  卡佛发现利什对自己的小说干了两件事——1,让它们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得到了评论界的重视,2,对它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字删改。
  利什本人也写小说、喜爱文学,面对卡佛的小说,他似乎难以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卡佛的第一任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戈登改动了雷的一些小说,很多改动我都不同意。但我意识到他是如此喜爱雷的作品——他希望那些小说是他自己写的。……总的来说,雷非常感激戈登作为编辑的出色工作,他经常认同戈登的编辑,他不喜欢的改动将来可以再改回来,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的作品发表。”
  利什帮助卡佛出版了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并得到好评,于是二人开始准备下一本小说集。这一次,利什对卡佛手稿的改动就更加大胆了。利什着迷于极端简练的文字风格,他不喜欢卡佛小说中过多的感情流露和过于繁琐的描写,于是他删除了卡佛原稿中的很多段落,还对部分文字做了改动。书稿中的《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Mr. Coffee and Mr. Fixit)被砍掉70%,《好事一小件》被删掉2/3,更名为《洗澡》,小说《新手》(Beginners)经修改后被改名为《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卡佛对利什变本加厉的删改感到不安甚至愤怒。他写信恳求利什不要出版这些经过改动的文稿,但利什还是按原计划出版了经他修改后的版本。这本小说集定名为《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此后,当评论家谈论雷蒙德•卡佛的时候,他们开始谈论“极简主义”这个词。
  1982年,卡佛和利什开始筹划下一本小说集《大教堂》。卡佛再次写信给利什,希望他不要再越俎代庖,信中说:“我再也无法忍受截肢和移植手术了。”这封信奏效了。这次利什对卡佛的手稿几乎没做什么大的改动。于是,读者看到了一本卡佛“转型”后的小说集。这些事实上更加“原汁原味”的作品受到的好评超过了前两本经利什大规模删改过的小说集。小说《好事一小件》也收集在这本集子当中。当评论家们饶有兴趣地研究卡佛是如何把“极简”版的《洗澡》“扩写”成更加丰满的《好事一小件》的时候,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好事一小件》才是卡佛最初的版本。
  此后卡佛终于停止了与利什的合作。临终前卡佛出版了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其中包括7篇新作和30篇以前发表过的小说。此书收录的作品被认为是卡佛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的最满意的版本。该书收录了《好事一小件》,而不是《洗澡》。然而,书中有一些小说,比如《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还是保留了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利什版”。
  据说卡佛的遗孀正在试图出版更多卡佛作品的“未经删改版”,对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我想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并不关心作家背后的纷纷扰扰,他们只关心小说,关心那些真正好看的小说。

  

玻璃天空

  “我对写短篇小说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我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写作中的不诚实,我不喜欢玩儿花招。我喜欢那些讲得很好、很诚实的故事。”——雷蒙德•卡佛
  
  198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他的妻子去拜访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别墅位于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交界处的胡安•德富•卡海峡。下车后,村上听到一阵阵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他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
  在客厅里,村上看见卡佛是一个身体魁梧的男人,他向村上微笑,但他不笑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皱着眉头。村上感觉到,这个美国人和自己一样腼腆。
  幸好有卡佛的女友苔丝在场。村上早就知道,苔丝是一位女诗人,是卡佛和前妻离婚后的生活伴侣。苔丝开朗、健谈,她带着两位日本客人参观别墅的各个房间。大块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地板上。
  中午,他们围坐在靠近落地窗的餐桌旁进餐。主菜是熏三文鱼。卡佛说,这条鱼是他和苔丝一起在海边抓到的。
  席间讲话最多的依然是苔丝,她故意放慢了语速,好让两位客人听懂她的每一句英语。卡佛仍然话不多。村上再次庆幸苔丝的在场。
  村上是卡佛小说日文版的译者。他说卡佛的小说在日本很受欢迎,他本人也极其喜爱。卡佛微笑的时候眉头不再皱着。
  下午,他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卡佛和村上都已经放松了很多。透过玻璃窗,村上看见海峡中大片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烁。天空碧蓝,几乎没有云彩,两艘油轮缓缓地在海面上移动。潮水慢慢从远处涌来,拍打着房子脚下不远处的礁石,声音低沉而有节奏,其中夹杂着几声海鸥的鸣叫。
  苔丝建议大家到房间外面的露台上坐坐。卡佛推开客厅和露台之间的玻璃门,一阵带着咸味儿的海风涌入屋中。
  在露台上,卡佛和村上各自点燃了一支香烟。海风很强,但阳光非常暖和。村上的视线偶尔和卡佛相遇,卡佛对村上微笑,眼睛里反射出海水的光芒。
  这时,村上看见露台一侧的木板地上躺着几只海鸟。他走过去,发现那是几只海鸟的尸体,它们翅膀上纤细的羽毛随着海风抖动,像斜插在地面上被人遗弃的旗帜。
  卡佛发现客人在观察那几只海鸟。他说,经常有海鸟死在他家的露台上,这些可怜的鸟儿很不幸。
  他说,这些海鸟,它们看见玻璃窗上反射出天空的影子,就以为那是真的蓝天,它们想往天上飞,结果就撞到玻璃上,被撞死了。
  大家陷入片刻的沉默。
  村上吸了一口烟,他回过头看了看那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玻璃里反射出蓝天的影像。
  虚假的天空,村上用带着日本口音的英语喃喃说道。
  我憎恨虚假的天空,卡佛说。

  (注:上面这段笔者虚构的文字取材于卡佛第二任妻子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为卡佛诗集《群青》(Ultramarine)日文版所写的序言,其中提到了村上春树夫妇拜访卡佛夫妇的经历,那次他们在卡佛家中确实见到了撞死在玻璃上的海鸟。)

(载2009年1月号《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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