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或以梦为马

二十年前的今天(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自杀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25岁。

我在大学期间读过一些海子写的诗。当时海子已经死去好几年,但非常有名。因为此人是校友,所以我们那所大学经常有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九十年代的某个春天,我去凑热闹,和一大群人挤在一间很大的阶梯教室里,参加本校的“第 X 届 XX 湖诗会暨纪念海子逝世 X 周年”活动。

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浪漫钢琴曲的伴奏下,一些年轻诗人纷纷登台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我们那所大学以学生风气自由散漫著称,我记得当时台下乱哄哄的,不少同学把节目单折成纸飞机,当自己不喜欢的诗人在台上朗诵时,就把这些纸制飞行物远远地向台上抛去,在观众席上空划过一道弧线。当时教室里还坐着一群来自圆明园的画家哥们儿(和他们的女朋友),这些人一水儿的黑衣、长发,基本上都是迪克牛仔的范儿。当时台上不知是谁朗诵了一句好像是什么“四月,我要到南方去”,这时忽然听到台下响起啪啪的掌声,一看,远处一位长发画家斜躺在座位上,二目微合,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独自一人坚定地为朗诵者鼓掌,颇牛逼。(插一句题外话,圆明园的画家们管吟诗不叫吟诗,叫 X 诗。我还去过他们村儿里一次,在一间小黑屋里,瞧一帮穷困画家煮白菜汤、喝啤酒、弹吉他、X 诗)。

朗诵会到后来越来越乱。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也不足以制造安静的气氛。这时,按朗诵会议程安排,一位来自外校——清华大学——的同学登台朗诵。来者上台以后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朗诵会应该是属于海子一个人的。”(嘿嘿,有点儿事事儿的),然后又说:“台下还有一批今天和我一起来的清华的同学,我们对贵校的尊敬很大原因是因为海子这位诗人。”这哥们儿说到此处,台下开始不那么吵闹了,然后这人又说:“我觉得今天的背景音乐和这个朗诵会的气氛不符,能不能请你们把它关了。”这时舞台一侧屁颠儿屁颠儿地跑上来一个朗诵会组织者,乖乖地把音响给关了(面对踢馆者,丫这操行也够给母校争光的)。清华踢馆男接着说道:“我今天给大家读一首海子的诗,名叫《祖国,或以梦为马》,我请台下和我同来的清华同学和我一起朗诵。”“Shiiii……”——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嘘声(靠,终于有主儿出来灭丫了)。清华男改口道:“那我请台下所有人和我一起朗诵。”

会场一片安静,大家看着台上那个一脸书生气的男生掏出一本书,慢慢打开,开始一字一句地读:“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渐渐地,由弱变强,会场前排的观众席上开始传来和他应和的朗读声,不久,有更多人加入,朗诵的声音变得更强、更清楚。会场安静无比,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在教堂中聆听布道的那种他妈的神圣气氛。那些人如处无人之境,他们齐声朗读:“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我很少被诗歌打动,那次是个例外。


附: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次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土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的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 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赐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到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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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回忆:和文学刊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多描写美国蓝领阶层,这应该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卡佛出生于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即开始工作,19岁就结了婚,靠打零工养活自己的家庭。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呢?卡佛的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A New Path to the Waterfall)中收录有作者的一篇随笔(Some Prose on Poetry),在这篇文章里,卡佛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文学刊物的经历。

(我当初差点儿把这件事编成一篇小说,放在那篇写给《人民文学》的介绍卡佛的文章里。因为自己不满意,最终删掉了。)

以下是这篇随笔的节选(比目鱼译):

很多年以前——应该是1956或者1957年前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已经结了婚,住在华盛顿州东部一个叫做亚基马的小城,靠给城里一家药房的顾客上门送药养活自己。有一天,我开车到城中的高档住宅区去给一户人家送一份处方药,一位手脚灵活、身穿羊毛衫的老者邀请我进屋,他去找支票本,让我在客厅里等他。

客厅里有很多书,那些书放得到处都是,茶几上、小桌上、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所有空地都成了堆放书籍的地方。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个占据了一面墙的小型图书馆。(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个人”图书馆呢——一个私人住宅,配备着专门定制的书架,上面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书。)我坐在那里等那位老人,眼睛四处打量。我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印着一个虽然简单却让我感到惊奇的名字:《诗歌》(Poetry)。我拿起那本杂志,惊讶不已。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一本“文学刊物”,更不要说诗歌杂志了,我简直目瞪口呆。或许当时有些贪婪,我又拿起一本书,书名是《小评论选集》(The Little Review Anthology),由玛格丽特•安德森编辑。(多说一句:当时我不懂“编辑”是什么意思,那个词让我感觉神秘莫测。)我翻看那本杂志,后来更加冒失,开始一页一页地读起那本书来。书中有很多首诗,还有散文和看起来像是评论的文章,而每一首选登的诗竟然都配有几页纸长的解说文字。这到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我暗自惊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一本像这样的书——当然,也没有见过像《诗歌》这样的杂志。我端详着这些书刊,心中暗自垂涎三尺。

那位老先生写完支票以后,好像猜穿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把那本书拿走吧,孩子。书里面说不定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你对诗感兴趣吗?那就把那本杂志也带走吧!说不定将来你自己也会写点儿东西。要是你真的写了,你得知道投稿的地方啊!”

投稿的地方!那一瞬间,虽然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感觉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我正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常被“写点儿东西”的欲望纠缠,也试着写过几首笨拙的诗。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会有那么一个地方,你可以把你花费心思写出来的东西投递过去,好让别人看到,甚至很有可能被发表出来——真是难以置信,至少看起来如此!然而,此时此刻,我手里的这本杂志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吗: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某些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会定期出版一本——天哪——关于诗歌的月刊!我感到惊愕。就像我说的那样,我觉得自己正面临一次重大的启示。我对那位老先生道了好几遍谢才出了门。我把他给我的支票交给了药房的药剂师,然后我带着那本《诗歌》杂志和《小评论》文选回到家里。于是,一段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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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作家•刺杀

今天,2009年2月14日,情人节。傍晚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徐来(钱烈宪)在单向街书店被人刺伤,目前已送医院”。

“钱烈宪要发炎”是我通过RSS订阅的几个时评博客之一。08年同一作者署名“徐来”出版过《想象中的动物》——一本和他的博客风格完全不同、充满想象力的书。如果事先不知道,很难想像徐来和钱烈宪是同一个人。

遇刺地点是单向街书店万达店,和我在北京住的地方很近,走路过去用不了十分钟。如果在北京,估计我也会去参加今天下午的那个活动

最新短信:“因腹内积水,钱烈宪需在朝阳医院手术,应无大碍,但可能伤到内脏。”

二0年前的今天,19八9年2月14日,情人节。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的小说,在这一天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死刑,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他。从此,拉什迪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有大约10年的时间一直处于英国警方非常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

最新消息:本周三伊朗官方宣布:对拉什迪的死刑判决仍然有效。

这个世界也许比我们想像的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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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京沪国际文学节(in English Only, Again)

北京:Bookworm Literary Festival 2009

上海: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2009

关于每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国际文学节,我一年前写过一篇博客,今年,情况和去年一样。上面是活动链接。下面COPY自去年的那篇博客,所谈内容今年依然适用:

回国后有个现象我一直觉得挺奇怪:不论北京还是上海,最好的介绍当地文化娱乐的杂志好像都是面向老外的英文杂志:《That’s Beijing》、《That’s Shanghai》、《City Weekend》、《Time Out》,等等。这两年以来这些英文杂志成了我了解北京和上海文化活动和吃喝玩乐的重要渠道。虽然也有类似的中文杂志,但好像办得并不如英文版的好,你说奇怪不奇怪。

最近,春天来了,我从这些英文媒介上发现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都迎来了各自的国际文学节(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北京国际文学节的地点在三里屯的Bookworm,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地点在外滩的Glamour Bar。看看活动安排,还都不错,从世界各地来了不少名气大小不等的作家,值得去听听。当然,几乎都是英文发言(估计没有中文翻译),内容也并不以聊中国文学为主。

我不太明白,国际文学节都开到我们这儿来了(已经好几届了都),我们自己怎么就没有一个定期举行的、有规模的、讲汉语的、谈中国文学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文学节呢?我们中国的作家不也一堆一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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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的90岁生日

今天,2009年1月1日,是美国作家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生日。这位作家生于1919年1月1日,到今天整好90岁。

塞林格最有名的小说自然是《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不过我本人更喜欢另一本名叫《九故事》(Nine Stories)的短篇小说集。1995年我在亚特兰大的一家书店里买了这本薄薄的小书——好像是我在美国买的第一本英文小说。这本书收集了九个短篇,故称“九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香蕉鱼的好日子》,又译《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印象中这本书里的很多小说中都隐隐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气氛。印象中,这种气氛极具魅力。

写至此处,忽然感觉自己在谈论一位已经过世的作家。可是,塞林格依然健在,为什么会让人这样谈论他?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家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躲开公共视线,过起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人们知道他住在Cornish, New Hampshire,但几十年来很少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消息,也一直没有任何新书出版。塞林格仍然活着,但他选择隐居、沉默,这其实更增加了这位作家的神秘感。

2007我认识了一位叫彭伦的做出版的朋友,他做了塞林格的两本书《九故事》和《弗兰妮与祖伊》,今年要出另一本塞林格的小说《抬高房梁,木匠/西摩:小传》。彭伦提到过一段和塞林格打交道的经历:2007年,中文版《九故事》出版前,塞林格专门通过经纪公司对该书的装帧设计提出了非常细的要求:“中文版封面上,不得使用任何照片、绘图;全书不得有作者简介;不得有序言、后记之类原书没有的内容;不能在封底等位置引用其他人的评语;封面上的书名必须放在作者名字上面,而且字号得比作者名字大。”

彭伦兄讲的这件事大概可以让人放心了:塞林格老师仍然健康地活着,而且,看来他依然头脑清醒,依然在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事,依然是一个不愿流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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